年輕人逃回北上廣:為了前途與希望

她第一次來北京是在2010年的正月十六。待業中的農村女青年唐果氣咻咻地離家出走了，伙同幾個同學，從山東濟寧一火車坐到北京，只揣了讀書時賣資料攢下的兩千塊。

首都沒有電視上演得好，天不那么藍，公交地鐵擠得慌。偶爾路邊還躺著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幾個男生起哄說蘇寧在招聘，職業規劃圓滿，前途無量，于是她去了大興區的蘇寧電器，賣電視，朝九晚十，月薪1500元。

租的房子老遠，在豐臺區西局村里一條望不到盡頭的小街，隔壁是夜夜泊滿豪車的東方威尼斯大酒店。房間比棺材強點兒，只一張床，沒廁所，洗澡得去村里，7元一洗。周邊亂糟糟，在木樨園公交站等車，站牌被“廣東少婦求子”類的小廣告貼了個遍。老家房子倒是闊氣，大院里有花有草，四五年前還有了空調電腦，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那時候這個城市“看上去很美”，但如今真拿自己當北京人要求了，先得學著跟北京人一樣添“堵”。要么“堵”在路上，要么“擠”在地鐵公交里，擠得元神出竅，佛祖現世。

經過一系列可行性分析，唐果決定找個北京人嫁了。實在不行，找個男朋友，至少能做個飯，搭個伙，順便提高安保系數。籌碼：23歲，一米七的個頭，大專學歷。有人給她介紹一大興男。大興過去是北京郊縣，這些年隨著攤大餅的城市化進程列入市區，大興農民成了北京市民，因拆遷而生的千萬富翁俯拾皆是。見了一回面，這事兒就吹了，倒不是因為別的――她受不了那人的傲慢勁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