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就有“霸座男”？豐子愷曾撰文無奈吐槽

李開周

前些日子，媒體上接二連三鬧出幾條“高鐵霸座”的新聞，什么“霸座哥”“霸座姐”“霸座嬸”“霸座大爺”……從男到女，從中年到老年，各個年齡段不守規矩的奇葩乘客都齊了。今天我們不說新聞，只說舊聞，且讓我們回到半個世紀以前的民國時代，看看那時候的霸座旅客是什么嘴臉。

20世紀30年代停靠在站臺上的滬平通車 (左側車廂上標有 “Ⅰ”字樣，代表頭等車)

人多座少，誰搶到算誰的

民國時代當然沒有高鐵，但普通火車還是有的，當時作家筆下，不乏對“霸座男”的描寫。

1940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女作家潘柳黛坐火車去南京，她買了一張二等車票，相當于現在的硬座。說是硬座，實際上根本沒有座兒，潘柳黛上午9:00從北京東站上的火車，一直到第二天晚上8:00這趟列車抵達蘇州，她竟然站了兩個白天零一夜！從蘇州換乘另一趟列車去南京時(當時北京與南京之間沒有直達列車)，才找到一個座位。

　　1932年的天津火車站，乘客很多，座位很少，連車頂上都坐滿了人

潘柳黛為啥要在火車上站那么長時間？一是因為乘客太多，很多人都沒座兒；二是因為霸座的太多，剛有一個座位空出來，立馬就有幾個勇猛的壯漢沖過去搶，誰搶到手算是誰的，潘柳黛一個年輕弱女子，怎么搶得過人家呢？

現在高鐵有一等座和二等座之分，民國火車則有頭等車、二等車、三等車和睡車之分。“睡車”就是臥鋪車廂，頭等車就是商務車廂，二等車和三等車是普通車廂。商務車廂每排兩個座位，普通車廂每排四到六個座位，乘坐同一趟列車，商務車廂的票價明顯比普通車廂貴出一大截。

　　1948年滬寧鐵路上的頭等車廂

以1922年11月北洋政府交通部路政司營業科印發的《中華國有鐵路客車運輸通則》為例，“每經行一百公里，頭等車廂收六角，二等車廂收三角，三等車廂收一角五分。”也就是說，按照一百公里的行駛里程計算票價，頭等車廂每人收費大洋六毛，二等車廂每人收費大洋三毛，三等車廂每人收費大洋一毛五。

每年春節前后，從京津到河北的火車還會加掛四等車廂，這種車廂沒有正規的座位，一般只在靠車廂四壁的位置擺放幾條長長的木凳，中間空地上堆放行李，也可以站人，票價非常優惠，平均每百公里收費幾分(銀元，折合銅板幾十文)，主要供農民工乘坐，俗稱“小工車廂”。

　　1948年京滬鐵路上的二等車廂

平常時節的火車，沒有小工車廂，只有商務車廂和普通車廂。商務車廂太貴，一般人坐不起，絕大多數乘客都擠到二等車廂和三等車廂里，座位當然緊張得多。

霸座現象普遍，豐子愷撰文吐槽

1929年5月，魯迅從上海去北京看望母親，他先乘滬寧列車到南京，下火車，乘船過江，再換乘平浦列車到北京。在滬寧列車的二等車廂里，他老人家整整站了九個小時。換乘平浦列車后，又是沒座，不得已，他花大錢補到一張臥鋪票，去“睡車”車廂里過了一晚。要知道，當時臥鋪票非常貴，通常要花兩到三塊大洋(相當于魯迅家保姆一個月的工資)，才能補到一張臥鋪票，而且只能在里面休息一個晚上，超過一晚還要再花兩到三塊大洋，普通人根本坐不起。

頭等車廂貴，臥鋪車廂更貴，乘客們買到二等或者三等車廂的車票，票面上竟然還不印刷座號！所以搶座和霸座就不可避免了——大家車票上都沒座號，憑什么你能坐，我不能坐？我好不容易坐到這兒了，憑什么讓我挪走？

1935年3月26日，豐子愷在一篇文章里繪聲繪色地刻畫了普通車廂里不良乘客霸座的現象，請允許我抄錄如下：

同是買一張票的，有的人老實不客氣地躺著，一人占有了五六個人的位置，看到找尋座位的人來了，把頭向著里，故作鼾聲，或者裝作病人，或者舉手指點那邊，對他們說：“前面很空，前面很空。”和平謙虛的鄉下人大概會聽他的話，讓他安睡，背著行李向他所指點的前面去另找“很空”的位置。

有的人教行李分占了自己左右的兩個位置，當作自己的衛隊。若是方皮箱，又可當作自己的茶幾，看見找座位的人來了，拼命埋頭看報，對方倘不客氣地向他提出：“對不起先生，請你的箱子放在上面了，大家坐坐！”他會指著遠處打官話拒絕他：“那邊也好坐，你為什么一定要坐在這里？”說過管自看報了。和平謙讓的鄉下人大概不再請求，讓他坐在行李的護衛中看報，抱著孩子向他指點的那邊去找“好坐”的地方了。

有的人沒有行李，把身子扭轉來，教一個屁股和一只大腿占據了兩個人的座位，而悠閑地憑在窗中吸煙。他把大烏龜殼似的一個背部向著他的右鄰，而用一只橫著的左大腿來拒遠他的左鄰。

還有一種人，不取大腿的策略，而把一冊書和一個帽子放在自己身旁的座位上，找座位的人倘來請他拿開，就回答說：“這里有人。”

和平謙讓的鄉下人找不到座位，就把行李放在門口，自己坐在行李上。查票的來了，不干涉躺著的人，以及用大腿或帽子占座位的人，卻埋怨坐在行李上的人和抱著小孩扶著老人站在WC門口的人阻礙走路。

車票不印座號，管理也不嚴格

這些霸座男之所以敢于一個人占據好幾個座位，首先當然是因為他們素質太差，其次則是因為列車服務人員管理松懈，霸座者得不到應有的懲罰。當然，票面上不印座號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假如每人車票上都有座號，霸座的人也不至于那么理直氣壯。

車票上為什么不印座號呢？因為技術不允許。您想啊，民國時代又沒有電腦，乘客們上上下下，售票人員永遠搞不清每個車廂每個座位的實時狀態，你把座號印上去，那不是逼著這趟乘客跟上一趟還沒下車的乘客打架嗎？

事實上，即使到了新中國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火車票上也沒有座號，只是對乘客的管理上要比民國時代嚴格得多，霸座者不敢那么囂張而已。

按照現在的道德規范，年輕人要給老人讓座。其實民國時代也是一樣，1938年出版的《最新北平指南》第五編有寫：“遇有女客及年老之人無座位者，宜讓座位。”但是，火車上極少有人讓座，因為車速很慢，旅途很長，一旦讓出座位，自己就得長時間站著，從北京到上海，站幾天幾夜是常有的事。

1920年1月，魯迅從紹興回北京，由于沒有直達列車，他先從紹興坐船去杭州，再從杭州坐火車去上海，再從上海坐火車去南京，然后從南京下關坐船過江，從浦口坐火車去天津，最后再從天津坐火車到北京。他是1月24日下午從紹興老家出發的，1月29日下午才抵達北京，路上總共花了五天零五夜，這要是全程無座的話，腿都得站廢了。

為降低成本，小工車廂竟然是敞篷

前文說過，春節前后從北京到河北各地的列車上會加掛專供農民工乘坐的小工車廂，這種車廂非常簡陋，座位極少，乘客要么站著，要么席地而坐。最要命的是，這種車廂一般都是敞篷的，寒風呼嘯著灌進去，雪花飄飄灑灑地落到乘客頭上，要多受罪有多受罪。

為啥要把車廂搞成敞篷呢？因為鐵路局為了降低成本，將榆木和槐木鋸成板材，拼成車廂，挖出窗口，裝上輪子，往車頭后面一掛，就可以坐人了。民國的火車頭基本上全是蒸汽機車，行駛時噪音極大，震動強烈，上有灰煙火星，下有水點白汽，團團白霧和滾滾黑煙向后飄散，離車頭越近的車廂越容易受污染，所以小工車廂要掛在最前面，三等車廂、二等車廂和頭等車廂依次靠后。

既然小工車廂用木料制造，又緊靠車頭，假如車頭濺出火星，很容易濺到車廂里，這時車廂有可能起火，把車廂里的乘客燒死。就算車頭沒有火星飛濺出來，小工車廂里某些素質不高的乘客也可能會亂扔煙頭(當時除頭等車廂外均不禁止乘客吸煙，而且也沒有專設的吸煙區)，自己引起火災。

這可絕非危言聳聽。

1924年2月，一列從北京開往沈陽的火車上，因為三等車廂里一個乘客點過煙之后順手扔掉了還在點燃的火柴，火柴燃著了他身邊熟睡的乘客的棉袍，棉袍又引燃了座位下面的木板，車廂之內登時濃煙滾滾，乘客們東奔西逃，互相踐踏，十七個人被踩死，二十二人被燒死……

為了降低火災造成的危害，“聰明”的鐵路局將一部分三四等車廂去了頂棚，改造成敞篷火車，這樣即使失了火，乘客也能呼吸到空氣，而不至于很快窒息而死。

敞篷火車的“好處”不止于此，它還能進一步降低制造成本(由于不要頂棚，生產車廂時可以少用一塊木板)，以及在逼仄的車廂里塞進更多的乘客(反正上面有空氣進入，不用擔心乘客被憋死)。供圖/李開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