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著眼“新”體系

在舉世矚目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二次金融峰會即將在倫敦召開之際，一些發展中國家紛紛對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提出建議，強烈要求國際金融體系反映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建立新的國際金融體系。

墨西哥總統卡爾德龍將在峰會上提議國際金融機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支持，推動多邊金融體系改革。墨西哥經濟學家、中國-墨西哥研究中心主任杜塞爾·彼得斯日前對新華社記者說，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發展中國家應該采取共同立場，擴大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

G20的變數：G3?還是G2?

G20倫敦峰會定于今日開幕。有人說，這將是一次成功的會議，它將在危機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展示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共識，傳達各國應對危機的信心和合作的意愿。也有人說，它將是一次失敗的會議，因為，它無法在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等重大問題上取得實質性進展，反而會凸現各國的分歧和矛盾。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和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杜金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不約而同地表示，G20峰會后果難料。江涌表示，G20正式運作不到半年時間，遠未成熟;而且，G20還面臨分化的可能。杜金岷則表示，G20有一個缺陷——它目前仍是一個應急磋商機制，內部矛盾重重，效力不高。

然而，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重壓面前，G20峰會仍有其值得期待之處。兩位專家均表示，G20倫敦峰會能夠達成某些共識，傳遞某些信心，就已是不錯的成果。目前來說，G20仍是一個好過以往的新機制。

世界格局開始調整

廣州日報：全球金融危機在去年爆發后，G20似乎一夜之間走到了國際舞臺中心。面對此次危機，為什么世界選擇了G20而非其他機制呢?

江涌：在G20登臺之前，世界經濟和金融領域有其他調節機制，主要是二戰后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殘余，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后來則發展出西方七國集團(G7)，即由主要發達國家組成的機制協調世界經濟。后來，G7(包括后來加上俄羅斯的G8)還建立了與發展中大國溝通的機制，即所謂的G8+5對話機制。

杜金岷：1999年誕生的G20機制是為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設立的。由于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間，世界經濟大致較為太平，G20的作用沒有體現。

但本次危機的影響十分廣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和落后國家都受到沖擊。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秩序面臨很多問題和擔憂，不是單個國家所能獨自解決的，也不是G7所能解決的。

可以說，從G7到G20，本身就是最近20年全球經濟發展的必然，體現了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調整，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開始日益活躍。

廣州日報：G20能否擔當起拯救世界經濟、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的重任?

江涌：如果G20成員國精誠團結，真正合作協調一致，它可以擔負起這項重任。G20成員國的GDP總值占全世界的90%;貿易占全球的80%，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二，因此，理論上，它有可能擔負起重任。

但從現實角度看，G20很難擔負起拯救世界經濟的重任。G20成員國形形色色，利益千差萬別，心思各不一致，議題互不相同。由西方發達國家組成的G7已經難以協調彼此立場，由更多不同國家組成的G20在協調方面將面臨更大困難。

杜金岷：在G20成員國中，歐盟、美國和中國三大主體的利益訴求各不相同，歐盟重視金融監管，美國熱衷經濟刺激，中國提出了美元地位問題，其間博弈十分復雜，需要多邊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