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字的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風順。遙想當年，日本漢字曾受到各種限制，更遭到廢除威脅。漢字受到的批評主要是筆畫繁多、難認難寫，不利于普及教育和使用不方便。

但是，計算機技術快速發展，日本先后解決了一系列漢字形成、輸入、儲存、顯示打印等技術問題，使漢字應用不但不成問題，而且更顯示較日本假名更快速﹑便捷﹑高效的優越性。

從計算機到手機常用漢字軟件的完善與操作之便利大幅提升了日本民眾使用漢字的熱情。據日本內閣府調查顯示，目前幾乎無人不利用計算機或手機中儲存的漢字進行寫作及信息交流，漢字的使用率和認知度不斷上升。

首相麻生太郎在公開場合頻頻讀錯寫錯漢字也刺激民眾反思，唯恐自己讀錯漢字被人取笑而暗暗“補課”。2008年11月，麻生在一次講話中把“中日兩國首腦往來頻繁”讀成了“中日兩國首腦往來‘繁雜’”，鬧出大笑話。

在一次有關日本戰爭責任的國會答辯中，麻生又把政府“踏襲村山談話”中的“踏襲(沿襲、繼承)”讀成了“腐臭”，被媒體嘲笑為“首相似乎在說政府的政策發臭”。

今年2月，在一次電視直播國會討論中，在野民主黨首席副代表石井一突然舉起了一張寫有十幾個漢字的紙板向首相麻生發問：“你會讀嗎？”

麻生當場拒絕了在野黨發起的這次漢字“突擊”，但石井仍不依不饒表示說：“現在不會讀漢字的人會被大家所嘲笑，所以國民紛紛去買漢字學習教材。或許你應該為提高這些的銷量而驕傲。”

漢字能力檢定成績日益被社會廣泛認可，不但激發起更多階層人士學習漢語的興趣，而且也成為民眾提高掌握漢字的“催化劑”。

中日文字改革歷程

文字學者回顧中日兩國漢字改革歷程時，都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可以說，中日文字改革有一部“愛恨交纏”的百年史，但卻因各自文化背景差異而走得迥然相異。

漢字改革運動潮起潮落，中國最終為漢語拼音和簡化字推廣作了鋪墊，日本則為其出臺簡化字和限制漢字范圍起到了推動作用。

1946年美國占領軍主導日本時，漢字進一步受到了限制，規定除了1850字的“常用漢字”外，其它只能用假名表記或同音同義字代替。隨著大量美軍撤離日本，漢字使用限制開始慢慢放松，至上世紀60年代初日本終于終止了漢字拉丁化改革。

1981年，日本內閣公布非強制性的“常用漢字”，進一步對漢字簡化和限制漢字政策做出調整。1993年事實上對漢字使用全面解禁。政府提倡使用“常用漢字”，也容許使用其它繁體字。隨著時代之發展，漢字使用越來越多，乃至出現了近期的“漢字熱”，既突顯了東西方文明在近代日本交集的印記，也顯示漢字在日本有著堅韌的延續性。

日本知識界有一批人長年不放棄廢除漢字的主張和努力，形成了旨在取代漢字的日語假名化、拉丁化轉而英語化、法語化等五花八門的文字改革風潮，但最后仍只能在限制漢字論上找到落腳之處。

而中國的語文改革百年中經歷了三次大論爭。第一次關于漢字的論爭，在“五四”前后、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的背景下展開。這場爭論以白話文的勝利而告終，隨之而來的是推行國語，創制和完善漢字的表音系統，其中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生活中的大量近代漢語都源自于日本漢字。如法律、社會、哲學、文化、政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