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采訪，我了解了這些黑客信奉的一系列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將成為信息時代的信條，我將這些準則稱為黑客道德。現在一些顯而易見的觀念當時并不被接受，比如，在電腦上創造藝術和美。這些準則還認為，對黑客的評價應該基于他們的黑客行為，而不是基于學歷、年齡、種族、地位等因素。另一個信念是，電腦可以為普通人提供權利，使他們不再相信權威，促進“非集中化”。但我們認為，黑客文化最核心的價值觀是“所有信息都應該是自由傳播的”，盡管人們對這一觀點存在爭議。

黑客教父、《地球目錄全編》的作者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就反對這種觀點。他在首屆黑客大會上表示：“一方面，人們希望以高價出售信息，因為這些信息十分有價值；另一方面，人們希望信息是免費的，因為獲得信息的成本不斷降低。”他的話簡潔地概括了黑客領域的一種沖突——極客的理想主義與冷漠的商業化之間的沖突。

盡管《黑客》這本書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但我沒想到它會獲得如此巨大的讀者群。經常有人通過Email、Twitter或當面告訴我這本書給他們帶來了啟發。大衛·卡什諾(David Kushner)在《DOOM啟世錄》中寫道，《黑客》這本書使射擊游戲之父約翰·卡馬克(John Carmack)堅定了游戲開發的決心。最近采訪谷歌首席信息官本·弗里德(Ben Fried)的時候，他拿出一本卷角的《黑客》讓我簽名，并表示：“如果沒有這本書，我今天不會在這里。”

而真正啟發整整一代程序員、思想者、和企業家的是那些黑客本身。每一個使用電腦的人都從中受益。互聯網的產生得益于黑客的理想，互聯網的發展得益于自由訪問的設計理念。在80年代中期，由于一些青少年的黑客行為，人們開始將黑客與偷竊和監視聯系起來。對于我描寫的黑客來說，他們的驅動力不是被偷竊和破壞，而是學習和創造。這種友好的黑客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就像印有蓋茨頭像T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