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些抽象的范疇經受不住嚴峻現實的碰撞。諾貝爾和平獎一貫被政治化到極致。該獎主宰者的取舍和好惡取決于美國、北約和西歐的態度。這方面的例子很好找，看看劉曉波前面的3個獲獎者就足夠了。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因研究人類活動引起的全球氣候變化造成的后果和制定可能加以防止的措施”而獲獎。研究氣候變化是重要和有益的事情，但這屬于學術領域，它離爭取和平要遠一些。

芬蘭前總統阿赫蒂薩里則是按照北約和歐盟的模式強硬地解決前南斯拉夫問題的組織者。他積極支持轟炸塞爾維亞，是科索沃獨立的促成者之一。顯然，這個因素與其說導致了和解，不如說導致了巴爾干地區緊張局勢的升級。

再說說去年的獲獎者美國總統奧巴馬。授予他和平獎實在欠妥。當然可以懷疑基辛格、阿拉法特、拉賓等獲獎者追求和平的誠意，但不管怎么說，他們都做了與和平有關的具體事情，如簽署和平條約或解決沖突的計劃等，而奧巴馬在獲獎時還什么都沒干。實際上他是因為基于良好意愿的競選承諾而預支了獎項。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對美國這個世界大國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從而導致議論紛紛。人們認為該委員會沒有獨立性，其做法毀掉了諾貝爾遺囑的精神。

將2010年的和平獎授予同中國共產主義政權作斗爭的劉曉波完全符合這種“歐洲大西洋戰略”。在冷戰正酣的時候，諾貝爾委員會大致上也是這樣周期性地獎勵蘇聯政權最不妥協和最兇惡的敵人。索爾仁尼琴在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表面上他是因“遵循俄羅斯文學傳統”而獲獎，但這種說法令人無法不報以嘲諷。后來在1975年，授予薩哈羅夫和平獎時已不再掩飾政治動機了。

很難說授予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和平獎是否意味著西方與中國的冷戰開始了。不過，毫無疑問，北京將會把這個決定視為不友好的純政治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