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是擺攤，不如說在閑聊，買者和賣者平時就是街坊，大家都穿著隨便，趁著這個機會三五成群地拉拉家常，順便計劃一下明天怎樣慶祝，不時迸發出快活的笑聲。這是城市里的“村落”，卻和我們頭腦里“城中村”的印象相去甚遠，相比于新宿、銀座的腰板筆直腳步匆匆，這里無疑是松弛與緩慢的。

神社的一側是舞臺，第二天會有本地居民的演出，舞臺再繞過去有一個小小的靶場，穿得像圣斗士一樣的孩子們剛剛散去，作為儀式的一部分，他們可以在這里練習射箭，正中靶心就意味著他們的目標將要實現。神輿停放在路邊臨時搭建的木臺上，明天，町會組織的志愿者們，要抬著它“哇嘯哇嘯”地巡游鄰里——或者說，“氏神”管轄的范圍。

從宗教意義上說，神輿巡游是讓守護神視察并降福于所在地區，但日本人早就習慣從這樣的儀式中各取所需。忙碌的上班族好容易閑下來，帶著孩子看看熱鬧；主婦們參與準備紅豆飯的義務勞動，順便增進鄰里感情；扛著神輿的小伙子們，會試圖帶著它游行到社區的邊界，隱隱有和鄰近社區叫板的意味；年長的町會干部們，則希望每一回巡游，都能增進人們對社區和傳統的認同。白巖議長在這里碰到了另一位老人，他是總武線龜戶站附近一個町會的會長。和三丁目相比，龜戶站周圍更多的是大型住宅公團，“團地”生活容易老死不相往來，老人希望利用合辦節慶的機會，把更多的“團地族”與傳統儀式銜接起來。

佐藤先生在抱怨一件類似的事情，“現在老是強調個人隱私，町會干部好多事情不敢問了，比如吧，我們要搞一個敬老協會，讓75歲以上的老人參加，可是人家的年齡就不太好問，于是我們只好猜：那個老太太應該有75歲了吧，那就請她參加……”

龜戶地區老人生活與整個日本并無大的不同。如果加入了國民年金，退休以后每個月可以領25萬日元(約合2萬人民幣)左右，如果是大公司職員，這個數字可以達到40萬日元，加上日本家庭一般存款較多，所以多數老人生活優渥，用佐藤的話說，“在社區活動之外，每天做做操、散散步、遛遛狗，還經常旅游”。有趣的是，在談到自己買馬彩這個愛好時，他頗有些不好意思：“這個不得體……中國的老人比我們要有追求吧？”

下午4點，佐藤先生開車帶我們去往夏末大會的主會場——龜戶中央公園。這是一次聯合了龜戶22個町會的更盛大的節慶，包括了神輿巡游、防災體驗、模擬販賣、納涼大會、花火大會等等，預算超過700萬日元，“行政很壞！區役所只肯出一半的錢，剩下一半，除了各町會從會費中拿，還要請企業來贊助。”

請來的企業多是某某料理店、某某紀念品商店、某某會計所，做的都是街坊生意，每家出2萬日元贊助，然后在明黃色的活動手冊上登一個豆腐塊廣告。今年節慶要放煙花，“目標一千發”，可是贊助沒拉夠，只能放600發，他們也不在意，仍然高高興興地寫“花火大會贊助感謝”。

5點，太陽沒那么毒辣了，小攤販的生意也來了。他們中的多數人是專做節慶生意的露天商，打著大阪、廣島、北海道特色美食的招牌，空氣中彌漫著章魚燒和爆米花的香味，有點中國廟會的感覺。陸續前來的市民不少穿著“浴衣”(一種較輕便的和服)，他們買些小吃，在草地上鋪塊塑料布，架個小桌板，就圍坐在一起邊吃邊聊，這場景，和數十年前，甚至數百年前的場景沒有什么兩樣，也許，日本想象力豐富的“怪談”就是從這里誕生的吧。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中央公園的燈籠亮了起來，一群穿著正裝、領導模樣的人進場，他們在兒童鼓樂隊的引導下前進，偶爾舉手向草坪上的市民打個招呼。市民們繼續喝著啤酒，吃著燒烤，偶爾也給他們鼓鼓掌。領導們繞場一周后，坐到了舞臺上，兒童鼓樂隊開始一首一首演奏樂曲，聽起來全部是似曾相識的日本動畫片主題歌，每奏完一曲，臺上的領導都要微笑著鼓勵一下，看起來有一種令人忍俊不禁的與民同樂氣氛。之后是領導講話，區長、議長和本地政治新星依次登場，說的無非是要團結起來，讓龜戶更美好之類的話，也沒幾個人在認真地聽，倒是舞臺下方那綠油油的宣傳標語更有意思：“防中暑，要喝有鹽分的水！”

演出在7點準時開始，22個町會的婆婆媽媽們依次登場，都穿著和服，蹬著木屐，跳著節奏緩慢的傳統舞蹈。臺上跳得起勁，臺下的“浴衣”們也不遑多讓，披著殘留的“夕燒”(夕陽)，踩著音樂的拍子加入了草坪上的集體舞，踩地、抬腿、半轉身……如果這個時候有人從空中往下看，他會看見一個幾百人手挽手圍著的巨大圓圈，在慢慢地逆時針轉動呢。再過一個多小時，天黑透了，人微醺了，舞跳累了，花火會倏地升上夜空，開出600朵璀璨的花兒來。

“以節慶之名”是這一切的契機，人類學家早就注意到日本人對“即時傳統”的偏好，他們擅長借用各種傳統符號——它可能是本地神社某個古老的儀式，可能是“下町”家長里短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日本文化中對易逝的美好事物(譬如櫻花和花火)的迷戀——來覆蓋新的環境，從而創造出人們對一個自治的鄰里的認同：這里是江東區，這里是龜戶，這里是龜戶三丁目。不過也有人類學家視野之外的話題，日本杏林大學副教授劉迪提醒本刊記者，中國人看日本，往往只看到它的內閣在走馬燈似地換，卻少有人看到中央政府不穩定之下地方自治體的穩定，“這種穩定的自治能力，是不是日本雖經歷20年經濟不景氣，卻仍然沒有垮掉的重要原因呢？”

日本的傳統與現代如此和諧地交融在一起，這個高度發達的后工業化國家，并沒有像我們一樣在現代化過程中疾速地拋棄傳統文化和民間習俗，另一方面，日本讓我們感覺到，民間社會，是比國家機器更久遠和安定的力量。

(參考資料：西奧多·C·貝斯特《鄰里東京》、張暄《日本社區》、張燕淳《日本四季》、三浦展《下流社會》)

風物新瀉 詩意的農村

正如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國，東京大阪也不能代表日本，日本的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地區是何樣貌？新瀉是一個典型。

本刊記者 楊瀟 發自新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