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國族困惑

日本在19世紀開國之后，特別是明治維新步入世界強國之林后，在國家與文化的認同上即存在一個“歐”、“亞”的問題，這給日本的國族認同造成了困惑，而戰爭的動機與鄰國的關系也與這個大問題緊密相關

日本作家兼導演伊丹十三1986年的電影《蒲公英》中有一個場景，一群穿著西式宴會服裝的年輕女士正在主餐廳中上“魅力學校”的課程。今天教的是吃意大利蛤蠣面的禮儀，教師是餐廳的女主人，她對學生們說意大利面條應該靜靜地享用(不像日本面條，可以大聲地從碗里吸出來)。她優雅地將叉子送到唇邊做示范，這時房間對面突然傳來響亮的嘖嘖聲。大家都扭過頭去，發現一名外國人正狼吞虎咽地吃著盤子里的意大利面。女孩子們都疑惑不解，教師則勃然大怒。結果，全班的人當然都放棄了修習餐桌禮儀的努力，沖動地加入了外國導師的行列，響亮地向蛤蠣面發起了進攻，好像那是日本拉面一樣。

電影攝制者的觀點明白無誤：西方知識是權力和權威的源泉，日本人狂熱地模仿西方，因此總是要從外部尋找權威，結果他們對自己的身份總是感到疑惑。

19世紀后期，日本人學習和效仿的重點從中國轉向歐洲，又逐漸轉向美國。

整個20世紀，日本的知識分子都在殫精竭慮地定位、定義“日本特性”的實質。在日本這樣的一元社會中，他們如此執著的努力充分表明，文化上的矛盾心理以及長期依賴不同于本土傳統的外在價值和行為，已經導致了反復出現的疑惑和絕望情緒，類似于民族身份危機，這一結論可以從很多地方找到充分的證據。

1911年8月，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剛成立的學習院里做了題為“現代時期的日本文明”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把他所謂的“道德平衡的喪失”和日本對西方奴隸一般的模仿直接聯系了起來：

簡單來說，西方文明(我是說，一般意義上的文明)是從內部生成的，而日本的文明是從外部生成的。“內部生成的”事物自然而然從其本身發展出來，如同鮮花綻放，先是蓓蕾初開，然后花瓣向四周展開。而“外部生成的”事物總是由于外在的壓力而被迫呈現出某種特定的樣子……

這種主體價值的喪失讓日本對西方列強亦步亦趨。日本在二戰中的戰爭行為后來被一些研究者解讀為，日本作為后來崛起的強國，必須按照西方列強設定的游戲規則行事，即弱肉強食的殖民體系，日本如果不殖民他國，就會被他國殖民，這種思維模式既給他國也給日本帶來了災難。

王屏在《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中曾指出：“近代日本人的國際觀是在‘東洋對西洋、文明對野蠻’的框架內形成的。在按道德畫線時，日本把自己劃歸為東洋。在按文明畫線時，日本又把自己劃歸為西洋。”例如日本民族主義者石原慎太郎的發言，就表現出這樣的困惑。盡管石原慎太郎對美國與中國都有所批判，但兩者作為對日本的“威脅”，意義迥然不同：石原口中的美國是一個蠻橫的壓迫者，以偽善的世界警察姿態四處干涉，而日本明明有能力與之平起平坐，卻又因膚色之故受盡歧視，因此必得加以譴責，并以亞洲特有的文明價值來聲稱日本比美國更優越，從而與之競逐普遍霸權地位。相對的，中國則是一個落后的、反人權的、不遵守文明世界游戲規則的麻煩制造者，同時又是亞洲安全的威脅者，因此日本不時以文明承載者的姿態對中國指指點點，甚至提醒軍事同盟的美國一起防范中國。石原想帶著亞洲對抗西方，是復制戰前日本由“脫亞”而“興亞”的圖式，遮掩其不被美國平等接納的狀態；但當中國經濟超越日本的預言蔓延，甚而與日本競逐區域領導者時，石原又必須拉著日美同盟的力量來箝制中國，從而強調其比中國更優越、更符合現代性的文明身份。

然而恰恰是在石原對于中國的抗拒中，透露出日本依舊在歐亞之間無家可歸的困窘。從戰前的帝國主義岐路到戰后的經濟大國路線，日本的國家主義是追隨著西方文明的價值而亦步亦趨發展起來。正如酒井直樹在分析戰后日本發展經驗時所指出的，特殊主義和普遍主義之間存在著互為表里、相互形塑的關系，戰后日本對于現代性的追求，其實是以日本的“美國化”為目標，因此既已無力對日本的發展模式提出反省，那么即便選擇了以特殊化的日本民族主義形式來批判美國，最終衣只是再次確認美國價值的優越性，也強化了日本的無力感。

(參考資料： 《無約束的日本》，論文《如何正常，怎樣國家——走近石原慎太郎的國族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