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國民相互間的惡感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既有國家利益的紛爭，也有價值理念的沖突。近代史上日本對中國的多次侵略，以及日本對待歷史問題的含糊其辭是一個重要原因；現實中，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崛起和咄咄逼人姿態給日本以強大壓力，再加上兩國間存在的領土爭議、毒餃子事件等，兩國國民間的不信任日益加深。

你也很難說，這種相互間惡感的消除是“不能”，還是“不想”，比如，就戰爭問題，日本抱怨，他們已經多次在不同場合道過歉，但卻始終不能令包括中國在內的鄰居滿意，而在中國，則經常性地批評日本對戰爭罪行沒有深刻反思。

如果放開歷史的視界，中日兩族交往數千年，交惡的歷史不過集中在最近百年。古代日本從中國學習了大量的政治、文化與科技生產知識，這些來自中國的知識已構成了日本民族性的一部分；而近代中國雖飽受日本欺辱，但容易被人忽視的另一面是，中國的思想與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也從先行一步的日本那里獲益頗多。據語言學家研究統計，現代漢語中的科學名詞70%來自日本，其中如“科學”、“民主”、“哲學”、“物理”、 “教育”、“社會”，還有我們經常掛在嘴上的“先進”、“文化”、“代表”，“經濟”、“科學”、“商業”、“干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等等，均不例外。這些詞匯都是明治時代日本學者在翻譯西方科學著作時用漢字組裝而成的，后來由留日學生舶回中國。如今，它們早已化作我們的思維血肉，一旦從記憶中樞消除，我們恐怕就會“失語”。

在現代學科體系的建設上，日本比中國先向西方學習一步，為中國充當了一個中介。而就在日本在近代史上對中國已經確立優勢后，一部分日本精英還曾考慮過日本從文化上反哺報恩中國的問題，因為日本古代從中國所獲非常之多。

昔日的學生已變成了老師。1895年3月，在甲午戰爭中敗局已定的清廷派李鴻章前去與日本親王伊藤博文談判。3月20日的會談記錄表明，李鴻章提出，中國與日本“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為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伊藤博文問及中國現代化進程為何如此緩慢：“十年前我在天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李鴻章無法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其實，昏饋而腐敗的清廷完全不了解被他們鄙視的“倭人”、“蕞爾小國”的勵精圖治。伊藤博文還是一名年輕武士時，曾經紆尊降貴地在一艘開往倫敦的英國船只的船桅前找了個鋪位，他在倫敦了解了西方的語言和風俗。

對于同一階層的中國人來說，伊藤的舉動是不可思議的，它充分說明為什么日本比中國更好地適應了環境。到1895年，日本的法治進程取得了巨大成就，英國自愿廢除了早先條約規定的治外法權。直到35年之后，同樣的事情才在中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