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抱戰敗

8月底的東京還被桑拿天籠罩著，稍微動一動便是滿頭大汗，卻有人要在周二中午12點半開始一場游行。日比谷公園門口的樹蔭下，聚集了百余人，老中青都有，舉著橙色的標語，正在練習整齊地喊口號，他們抗議的是一種治療癌癥的藥劑，這種藥因為副作用大，在歐美已被禁止使用或者部分禁止使用，卻仍然在日本銷售。

這座建于1903年的公園是日本最早的西式園林，地處日本的心臟地帶——東臨銀座，北倚天皇官邸皇居外苑，西邊則是政治中樞霞關，游行者正是要一路向西，把國家權力機關“騷擾”一遍。

65年前，這里是東京少有的未被轟炸的地區，在一片焦土的包圍中，美軍在附近建立了總司令部，數量龐大的美國大兵把這里變成一個“小美國”。街頭上跑著吉普車和各式美國舶來的新式轎車，美國軍警和日本警察共同指揮交通，日本警察總是跟在美國警察之后打信號，而麥克阿瑟將軍，則在他辦公室里發出各種指令，要把戰敗的“日本佬”塑造為美式民主的上好樣板。

1945年10月4日，《一九二五年治安維持法》被廢除，關于集會和講演的限制松動了，“思想警察”也被取消，11月起，盟軍最高司令部開始強行解散壟斷財閥，與此同時，農村的土地改革也開始了。此后的兩年，改革繼續擴展，婦女有了參政權，教育體制也得以刷新，一本典型的小學課本《少年少女民主讀本》這樣告訴數百萬學生：“同盟國正盡力使日本早日實現民主，并且重回世界的懷抱。然而，即便沒有同盟國的說法，如果我們看看人類的歷史，成為民主主義的國家、民主主義的國民，也是人們真正應該走的道路。”而在學校外面，穿著補丁褲子的孩子揮舞著紙做的小紅旗跑來跑去，他們在玩一種“示威游戲”，模仿在各地舉行示威的左翼人士，等他們長大以后，這種游戲就變成了實踐。

那位戴著太陽帽，背著雙肩包，背有些佝僂的老人，也許童年時就玩過這樣的游戲，現在，他站在一群晚輩中間，正在等待警察的口令。四五位警察走到馬路中間，攔住往來車輛，一聲哨響，游行者從日比谷公園魚貫而出，“藥害”、“患者”、“命”、“訴訟”各色字樣在警察的護衛下通過馬路，開向霞關。

今日日本的許多現實，可以從戰后的歲月找到緣由。1947年，這個國家接受了一部和平憲法，它宣布日本要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天皇不再是神，而是國民統一的象征，它還宣稱“我們不再發動戰爭”——若干年后，右翼人士攻擊這部憲法，說它令日本“去勢”；從1946年到1951年，日本迎來了戰后第一撥嬰兒潮，在這3年出生的800多萬人被稱作“團塊世代”，他們將成為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企業戰士”和最富有的一代，但進入新世紀后也要被他們不少宅在家里的兒女們啃老，而他們中間的極少數不走運者，則會淪為上野公園、池袋西口公園和新宿車站里的流浪者，每晚在紙箱子里孤獨地睡去。

也并非都是積極的預兆。幾十萬盟軍帶來了大量需要釋放的荷爾蒙，在一封發給全國警察管區的密電里，內務省指示為占領軍特設專用慰安設施，以防外國士兵玷污良家婦女，大藏省一位政壇新星池田勇人在安排政府預算時說：“用一億日元來守住貞操不算貴！”而7個賣春業團體則宣布，應征者有著“保衛一億日本人血統之純潔以護持國體的偉大精神”。這些為國“獻身”者被稱作“潘潘”，她們選擇了在欲望上的自甘墮落，而對于后世的觀察者來說，“潘潘”預告了即將來到、并綿延至今的日本性商業化潮流。

教育也不乏矛盾之處，一個中學生后來回憶，美軍進駐日本后，被認為最具有軍國主義色彩的修身、日本國史和地理三門課中斷數月，在文部省趕制新教材期間，他們被要求將自己辛辛苦苦抄寫的老課本涂黑，這一經歷帶給他這樣的思考：“接受了的知識可以動搖，教育本身并不是絕對的事情。”

最大的矛盾在于舊官僚體制的延續。“最初占領日本時美國人是很熱心的，”原日本駐印度大使野田先生說，“后來冷戰開始，美國希望充分利用日本，便一邊改革，一邊讓1930年代的官僚體制發揮作用。”于是左翼遭到“赤狩”，保守勢力重整，經濟大權也重歸中央官僚手中。此后數十年，日本以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姿態趕英超德，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令歐美國家興奮而又緊張地討論“日本奇跡”、“日本模式”。但隨著1990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滅，整個國家陷入停滯無法自拔，保守的官僚體制也成為反思的對象，一個名叫菅直人的人就直言批評說：“日本政策中80%是由官僚制定，只有20%是由民選政治家制定，在我們現行的體制中，一個大臣，包括首相，也沒有最終的權力，甚至都不能稱之為一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