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與"官員"

本報記者此次在大興安嶺地區采訪，得到了當地宣傳部門的大力支持與幫助。在感受著東北老鄉的熱情與豪爽的同時，記者也能隱隱感覺到當地政府干部對于記者存在的某種戒備之心。

記者心中明白，這種“戒心”還是來源于20年前的那場大火。

“當時采訪那次大火，全國來了記者、作家好幾百人，除了個別的一兩個外，全是罵我們的。”快人快語的張舉這樣說。

“1987年以前，國家對于災害的報道一向比較保守。那次大興安嶺森林大火，在突發災害公開報道方面有了很大突破，這在我們國家新聞史上也是有重要意義的。”當年新華社黑龍江分社記者，國內第一個發出“五·六”大火電訊報道的張持堅這樣對記者說。

現在《上海證券報》任職的張持堅回憶說，那年大火著起來的時候，他正好去大興安嶺出差，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報道任務，就是想去大興安嶺看一看。他當時已在黑龍江分社工作了幾年，還從來沒去過大興安嶺。5月6日晚上他從哈爾濱出發，7日到了加格達奇，當天晚上就聽到了漠河著大火的事情。8日，他寫了兩個內參發給分社——在他當時的概念中，這種事情是天經地義只能發內參的。但是，他沒想到，當天總社就把他的稿子用通稿的形式公開發出來了。

內參發出去以后，張持堅就想辦法往漠河趕。但是那時到漠河的所有交通工具都中斷了。張持堅找到一架飛往漠河的直升機，駕駛員堅決不讓他上，就在兩人僵持的時候，當時的黑龍江省委副書記周文華走過來了——這架直升機就是送周文華去前線組織救火指揮部的。周文華問清張持堅是新華社記者后，只對駕駛員說了一句話:

“這個人，你一定要把他帶上去。”

就這樣，張持堅得以一直跟隨前線救火指揮部，向后方發出一篇篇關于火災搶險的報道。

張持堅是新華社記者，又在第一時間搶占了“有利地形”，他的采訪工作開展得是比較順利的。但是，當此后數以百計的各路記者們“八仙過海”般采用各種手段趕赴災區的時候，他們面臨的困難就要大得多了。

可以理解的是，大興安嶺的各級政府官員對于這些不速之客的到來，從心底里是不歡迎的——出了這么大的事兒，他們都有一種負罪之心，想捂還捂不住，為什么還要有這么多人來給宣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