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報》23日刊出評論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卡恩的請辭及獲準保釋，這場風波的焦點已經轉移到卡恩的繼任人誰屬上面。外界有輿論推薦中國籍總裁顧問接任總裁一職，內地有識之士指出，現在應“戒急用忍”，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循序漸進地推動這個國際金融組織的改革，進而逐步增加自己的話語權，才是上策。

文章摘編如下：

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請辭及獲準保釋，這場風波的焦點已經轉移到卡恩的繼任人誰屬上面，從目前形勢看，歐洲方面力爭保住這一職位，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高調爭取，美國態度依然曖昧，中國近日也公開發聲，要求按公開、透明、擇優的原則選出卡恩的繼任者，并強調IMF管理層構成“應更好地反映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和新興市場的代表性”。

即使沒有發生性侵風波，卡恩的任期原本也將于2012年結束，這場突發的風化官司，只不過將全球各方爭奪IMF領導權的“貨幣戰爭”提前打響而已。

歐美國家主導大局 新興市場國家不滿

IMF總裁的產生，從程序上來講似乎很簡單，即由24人組成的董事會投票選出。但實際上，該董事會多年來的慣例(或稱“潛規則”)一直是避免投票選舉，而傾向由各方協商產生人選。

這24名董事會成員既是個人名義，又代表187個會員國，而他們各自的投票權分量由他們所代表的國家(或地區)在IMF內的特別提款權(SDR)大小所決定。以目前董事會的投票權分布看，排名居首的美國擁有16.8%的投票權，第二位的日本占6.25%，七大工業國(G7)在IMF的投票權已達44.3%，較上百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總和40.5%還要多。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的投票權改革方案雖于3月生效，但中國在IMF的投票權居第6位，排在美、日、德、英、法(英法并列)之后。其它新興市場國家所占權重就更小了。而將中國的SDR比重調升、令中國投票權增加的改革方案尚未生效。所以，目前即使是投票表決，依然是由歐美國家主導大局。

今次新興市場國家借著卡恩繼任人的遴選，對歐美國家壟斷國際金融組織的現狀發出了強烈的不滿信號。墨西哥、土耳其等國家紛紛提出自己的卡恩繼任人選，巴西更表示，IMF新總裁的選舉不應再依據所謂的“地理原則”慣例，為歐洲人預留主席職位的時代已經過去，有必要對IMF實施新的改革。

發展中國家的不滿是有原因的，自IMF從1946年成立以來，已經有11名歐洲人出任總裁，其中有4個是法國人，而在過去的33年中，法國人任總裁的時間就長達26年，長期以來，美國人主管世界銀行(World Bank)，歐洲人執掌IMF已成“國際慣例”。

IMF為二戰后產物，初衷是扮演世界央行的角色，負責對會員國的短期貸款，提供流動性支持，而世界銀行則注重于對成員國的長期貸款，提供項目融資支持。

IMF的宗旨是為促進國際貨幣合作、穩定成員國經濟政策和國際匯率、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等。但由于美元本位制橫行，IMF已基本喪失了其原有的意義。2008年的金融海嘯嚴重動搖了美元的根基，從而導致了主要貨幣的極度不穩定、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波動，以及連鎖主權信用危機所引發的債務危機。在此背景下，急需一個能協調各個國家貨幣政策的超主權機構，因此IMF再次走到世界舞臺的中心。

從歷任IMF總裁的履歷來看，基本上不是一國的財長就是經濟部長，或者央行正副行長。人選不但要在學術上登峰造極，還要有豐富的經濟決策經驗。更重要的一點，這總裁要擅長運用斡旋、磋商的政治手腕，能夠在187個成員國之間達成共識。

平情而論，目前在眾多提名中，獲得法、德、意等國一致推薦的法國財政部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從才識到背景，都是出任IMF新總裁的合適人選。但是，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呼吁改革IMF的呼聲日益高漲的今天，對適任者的任命也必須符合公開、透明的原則，在強調程序正義的今天，死抱著過往黑箱操作的“協商產生”新總裁的做法，既有背于時代潮流，亦不能獲得大多數會員國的贊同。

循序漸進推動改革是上策

雖然外界有輿論推薦中國籍總裁顧問接任總裁一職，但正如內地有識之士指出，現在恐怕并非合適時機，且不說在歐美國家仍掌控IMF主導權的現在，任何非歐美人士出任總裁都難免淪為“替他人做嫁衣裳”的傀儡。現在應該“戒急用忍”，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循序漸進地推動這個國際金融組織的改革，進而逐步增加自己的話語權，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