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福島核泄漏事故似乎已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事實上，麻煩的問題才剛剛開始。

國人對賠償問題的焦慮，大多因為對人道主義救援事宜的關注引而未發，但卻因為近日的一則爆炸性新聞而被點燃。坊間廣為散布的消息是，日本政府正考慮批準《核損害賠償補充公約》，這樣可以趕在中、韓公民在本國法院針對日本政府以及東京電力公司提起索賠訴訟之前，把案件的管轄權鎖定在日本本國法院。

其間的潛臺詞是，批準公約前中、韓兩國國內法院對賠償訴訟有管轄權，但公約對日本生效之后，因為公約的規定，賠償訴訟的管轄權就只能由日本國內法院來行使了。

筆者也對我國國民索賠問題十分擔憂，但憂慮的重點卻不在于日本政府批準某個公約是否會對國人權利造成否定和限制。如果我們對《核損害賠償補充公約》稍有了解，就會發現，公眾間普遍蔓延的擔憂完全是一種誤解。

國際法對條約能否為國家創設義務有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即條約于第三國無損益原則。通俗地講，就是除非條約的非締約國明確同意，否則條約不能對非締約國的權利施加任何限制。涉及核損害賠償的國際公約還包括《維也納核損害民事責任公約》，上述兩個公約都確立了核設施所在國法院的排他性管轄權的規則。但問題是，中、韓兩國從來都沒有批準過上述公約，日本政府批準與否與我何干？

因此，一個簡單的結論是：如果中國國民的索賠權是存在的，那么這種權利還將存在下去，不會因為日本政府批準公約而受到影響或限制；如果中國法院對賠償訴訟擁有管轄權，那么這個管轄權也不會受到影響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