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雖對政府不滿，卻聲明目的不是推翻政府。“帳篷城”的帳篷外有標語寫著：“我們不是來抗議的，我們是來提出解決方案的。”

許多以色列人覺得自己為社會利益犧牲個人需求，然而這種奉獻卻得不到回報。政府在保障住房、衣食等方面沒有盡力。物價飛漲、貧富懸殊、社會價值和道德淪喪，讓以色列人深感失望。

高房價引發的“起義”

房價太高了！“快活不下去了”！頗為理性的以色列中產階級終于忍無可忍，自7月14日搭起“抗議帳篷”，一場席卷整個以色列的游行示威活動至今仍無停息的跡象。

事情最初發生在特拉維夫市。不斷上漲的房租讓25歲的視頻編輯達芙妮?里夫苦惱不堪，付不起房費的她開始在臉譜網上呼吁同病相憐者，跟她一起在特拉維夫市的羅斯柴爾德大街搭起帳篷抗議。

她沒有想到，自己的泄憤之舉，居然應者云集，先是特拉維夫市有數千人響應，而后加入者越來越多，波及范圍越來越廣，這場最初只是針對高房價的抗議，很快就演變成全國性的抗議高物價、呼吁社會公平的“中產階級革命”：媽媽們要求托兒費能付得起，醫生要求合理薪酬，教師要求提高待遇，學生要求教育資源公平，出租車司機抗議油價太高，還有人抗議奶酪、尿片價格不斷上漲。

最近接連三個周六，特拉維夫都發生大規模集會：7月30日的集會還波及包括耶路撒冷在內的10個城市，在共計15萬人參加的抗議中，示威者高喊“人民要求社會公平”口號，要求總理內塔尼亞胡進行大規模經濟改革。8月6日晚的集會則規模更大，約有30萬人參與特拉維夫市哈比馬廣場的集會和游行，而同一天在耶路撒冷，也有2萬人游行到內塔尼亞胡的住處。

物價：不能承受之重

參與示威的民眾多為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來自各行各業：大中學校教師、出租車司機、奶農、學生、青年社團成員，甚至還有警察。他們大多屬于中產階級，擁有體面的工作，卻在高物價中掙扎度日。

來自海濱城市海爾茲利亞的莎倫?卡茲說，“我和丈夫都是學者，兩個人都工作時每個月可賺1.3萬新謝克爾(1新謝克爾約合0.28美元)，可仍不夠開銷。”她曾以為拮據是自己的錯，但“現在我知道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抗議剛剛開始”。

高房價令在特拉維夫市上班的視頻編輯伊蘭?卡里米只能選在有兩個多小時公交車程的地方租房住，他說，“我的全部收入都用來支付兩個孩子的托兒費。妻子是網絡管理員，工資有一半用于房租，另外我們還要交醫療費、社保以及各種稅等。”物價昂貴壓得中產階級都“快活不下去了”，甚至有人在示威中打出標語說：“做3份工作也無法填補開銷。”

近些年以色列經濟增長較快，不過生活成本也一路飆升，貧富兩極差距拉大。工薪階級的工資好幾年都不曾上漲，房子、食品、燃油、稅收、撫養孩子等各項開支卻越來越高，一條“社會差距逼人沒有活路”的標

近九成民眾支持抗議

以色列經濟的快速增長讓買得起別墅的人更富有，經濟政策也讓他們更受益，而中產階級卻得不到好處。有評論說，在總理內塔尼亞胡心中，他們長久以來都是沉默、順從的代名詞。居住在特拉維夫的奧哈德?麥其魯布是網絡研發人員，妻子工作也不錯，但這樣的家庭仍要靠“啃老”，他說，“政府是在為那些控制以色列經濟的少數富人家庭服務。”

在以色列財政稅收中，大量錢財被用于西岸定居點的建設和猶太居民的安置，而在關乎大眾民生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服務領域方面，近幾年來少有投入，致使醫療系統資金不足，交通建設幾乎癱瘓，人們抱怨說，作為發達國家的以色列，公共交通只有第三世界的水平。特拉維夫的實習醫生伊姆里?費舍爾說，公共醫療部門連基本的醫療設備都保障不了，“病人要做個手術，得等上數月，因為醫院里床位不夠。”

參與抗議的中產階級，大多都是世俗的年輕一代。英國《衛報》8月2日說，他們的行為并非出于宗教因素，對于政治，近十年來他們既不漠然，也不狂熱，若不是生活所迫，或許不會參加游行。他們知道混亂和沖突對生活并沒有好處，因此，抗議活動組織者從一開始就很謹慎，避免摻雜政黨和政治元素。他們雖對政府不滿，卻聲明目的不是推翻政府。“帳篷城”的帳篷外有標語寫著：“我們不是來抗議的，我們是來提出解決方案的。”“帳篷城”創立者之一斯塔夫?沙福爾8月6日重申：“我們不是要求更換總理，我們要求改變制度。”

以色列《國土報》公布的民調顯示，87%的以色列人支持這些抗議活動，81%的人認為抗議是源于人民的疾苦。甚至警察都成了抗議人群的一部分。

抗議者“只求社會公平”

截至9日發稿，示威活動仍然相對和平，并未發生流血沖突。然而，這場受“阿拉伯之春”影響的運動，會是“純粹無關政治的社會抗議”嗎？《耶路撒冷郵報》右翼專欄作家馬丁?謝爾曼5日以一句“饒了我吧”，影射抗議活動動機不純。《紐約時報》5日也質疑：難道房價、物價降低抗議者就會回家嗎？這是否是精心包裝的左翼運動？

7月下旬，內塔尼亞胡迫于壓力宣布了一系列有助于緩解住房短缺問題的改革措施，但示威民眾對此并不滿意。8月6日的大抗議后，內塔尼亞胡宣布組建高官及專家委員會，誓言會盡快采取措施降低物價。

曾任以色列駐美大使的薩萊?梅里多認為，上街游行的人沒有清晰具體的目標。許多以色列人覺得自己為社會利益犧牲個人需求，然而這種奉獻卻得不到回報。政府在應做的事情上(保障住房、衣食等)根本沒有盡力。物價飛漲、貧富懸殊、社會價值和道德淪喪，讓以色列人深感失望；政府對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經濟支持讓一些抗議活動組織者覺得政府實行雙重標準，越來越右傾。連向來為政府唱贊歌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都認為抗議者對政府漠視人民疾苦的怨憤，才是問題所在。

一旦抗議者的要求被政治化，內塔尼亞胡政府有可能將抗議活動視為非法，認定為受極端勢力操控、意圖推翻政府。以色列議會中的利庫德集團在抗議一開始就曾以“極左陰謀”為名抵制示威，內塔尼亞胡也警告說會反對“不負責任的民粹主義做法”。特拉維夫市的哈比馬廣場上，不排除發生類似埃及開羅廣場上的流血事件。

不過，樂觀的抗議者覺得這是喚醒政府改革的機會。示威者阿布?載達說，抗議者要求的只是社會公平，而“社會公平意味著國家資源的平等分配，這不屬于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問題”。

據《青年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