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匹黑馬諾獎賠率榜名次躥升 村上春樹穩居榜首

塞斯·諾特博姆，作品極具實驗風格

塞斯·諾特博姆被A.S。拜厄特譽為現代最杰出的小說家之一。作品中的實驗風格最讓讀者印象深刻。他遍游歐洲，用文字表達他對生活和自我的思考。他獲得過包括P.C。胡福特獎、飛馬文學獎、康斯坦丁·惠更斯獎、奧地利歐洲文學國家獎等各類文學獎項。

諾獎標準被忽視更看重“理想傾向”

在情緒化的氣氛中，到底諾獎的獲獎標準是什么，反倒被忽視了。對照一探便知的諾貝爾文學獎標準，或可評判莫言能否獲獎。

自1895年諾貝爾文學獎開設以來，獲獎作家多來自歐洲和北美，到底是什么讓亞洲作品難以在諾獎中站穩腳跟？語言是首要因素。亞洲作品很少以全英文書寫，評審學識再豐富也不可能了解世界各地的特有文化。于是，翻譯就成為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翻譯者對于作品的理解越深刻，作品自然越好，反之，必然會降低原有作品的藝術價值。所以，語言仍是左右諾獎價值判斷的條件。

然而，相較國人可以將不得獎推諉于“翻譯障礙”與評委口味“西化”，另一個明文顯現的標準卻一直被忽略著：諾貝爾的最后遺囑中，提到諾貝爾文學獎對于“理想傾向”的重視：希望“授予在文學領域中創造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優秀作品的人”。于是“理想傾向”一詞，在諾貝爾獎105年的歷史中從未中斷。事實上歷屆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作家的共同風格，無不是關心社會、敢于直面人生、無所畏懼的人，是社會責任感的出色代表：奧地利女作家艾爾芙麗德·耶利內克，“是一個無所畏懼的社會批評家”，“對于社會現實生活中的一切公共事務的批判精神以及政治敏感度”，萊辛“是一個很有社會責任感、有道德擔當的作家”。赫塔·穆勒榮獲200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堅決反對東德某些作家與秘密警察合作的高音喇叭。從大江健三郎、凱爾泰斯、耶利內克到品特，都是這樣。

有媒體評論道：與其羨慕諾貝爾獎，不如多修煉文化責任，多追求文化的獨立性，多倡導積極的職業操守和精神導師的責任，讓文學本身得到回歸，這遠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更重要，更有積極意義。（記者謝正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