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結合本地區實際和公務員的切身利益，不斷探索公車改革的模式和方法悄然興起，雖然成效各異、褒貶不一，并沒有在媒體上得到廣泛宣傳和報道，但是，作為一種不可阻擋的動力，已經被一些地方政府定格為“摸著石頭過河”、“此次大刀闊斧進行車改”必須要進行。然而，從車改后的效果看，公眾還是不滿意，這是事實。其中車改的結果為按等級分配車補、變相福利和職務消費所引發的負面影響與社會上的熱議不能低估。首先，在公車改革中都在回避的一個事實，養公車費用過大主要矛盾在哪里？應當承認，領導私人用車、司機的人頭費和超編制養車、超標準用車在一些政府機關是個普遍現象，同時也是公車費用超支過大和管理缺位的主要矛盾。需要解決的應當是這一方面問題。

　　其次，如何認識公車改革的重要性問題，改革的目的是提高辦事能力、增加經濟效益、推進社會進步，盡量減少減輕財政支出過大與實際工作效果不同步現象，最終實現科學發展。然而，在已經實施車改的一些單位，車改后所暴露出的一些問題，也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如：車改中的大鍋飯和富余人員工資照開問題、政策與權力在實施過程中由于存在各種利益關系從而走偏問題、監督部門和制衡機制在利益的驅使下失靈問題、由于工作性質不同所出現的車改大鍋飯中利益分配之間經常用車和不需要用車問題、車改后因工作需要仍變相留有公務用車問題等等。應當講，這種自身就帶有多種病灶的改革，在看不出一點社會效果的同時，財政支出在“全員實現福利車補和職務消費”中反而加大，這是事實。

　　第三，如果講，車改沒有達到預期目的或出現社會負面反響很大，那么我們就要質疑公車改革的合理性、公平性和是否存在科學價值問題。公務員隊伍作為一個中產階級來講，隨著自身權力的影響和工資水平的不斷攀升，干群關系與社會分配不均問題也在逐漸凸現，住大房、買私車在公務員隊伍中已經成為標志自身社會地位的主要象征和普遍現象。近年來，從我們國家公務員隊伍整體生活質量上看，超前消費、應酬過多、花消過大、各種攀比風都需要有來錢的渠道加以補缺，從而帶來的一些社會深層次問題，也是一些地方政府巧立名目急于車改的主要目的，這是個事實。

　　同時，在各地車改工作中我們也注意到兩種傾向，一、車改前，如果說養公車在財政支出過大中確實對提升工作效率、促進經濟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和直接效果，應當講，該花的錢花到了刀刃上，那么就不存在公車改革一事；二、車改后，是否就降低了財政支出標準，對當地經濟的發展和政府的執政能力建設都產生了積極推進作用，從而達到了執政能力的科學發展和社會效果？然而，無論怎么算細賬，車改后車補的人頭費財政費用支出更大是不能回避的事實。由于體制的原因、人浮于事、只管拿錢無事干、不作為與分配不公現象仍然存在。如果講，以上兩種傾向都不存在，那么就是一個地道的利用政府的特殊權力假借車改，使其公務員隊伍的福利補貼和職務消費合法化。雖然在車改工作中一些政府機關都堂而皇之談到經歷過當地“人大”審批、監督這一關。然而，由于利益上存在共享和眾所周知原因，這種改革的公正性與合理性更讓人質疑，其所反映出的一些制衡機制失靈問題也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筆者通過對黑龍江省大慶、齊齊哈爾、哈爾濱市政府機關公車改革調研中看到，每個月“全民車補”的錢都遠遠超出養車費用，財政超支更大，這是事實。如：從哈爾濱市的車改工作中我們注意到，既然市政府一直在沿用租車來接送政府的工作人員上下班，由過去自己不掏錢坐車改革為政府出錢個人代交60元錢通勤費，這種政府出錢我消費在三個城市車改工作中是個普遍現象。讓人質疑的是，納稅人是否只管納稅，公務員是否只管消費與享受，民與官是否存在著仆人和主人一層關系，這種利益上的顛倒所反映出的社會公平和社會價值觀，應當講，直接影響到了我們的執政能力建設。也讓人不得不向公務員發問：通過公車改革，你的大部分車補剩余錢又有多少是用在實際工作上和拉近干群關系上？

　　綜上所述，公車改革中所反映出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如：社會的公平問題、社會等級差距拉大問題、干群關系在利益分配中出現的緊張問題，權力在利益分配中失衡問題、等等，如果我們失去了社會的公平性和自律，我們的執政能力建設將大打折扣。

（責編：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