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通過的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 的總結決議。（抗日戰爭時期油印本）

以往對民主集中制在遵義會議期間所起的極端重要作用，挖掘和研究相對不足

問：大家都知道，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我們想知道的是：毛澤東當時受“左”傾路線排斥，為什么能夠在遵義會議上進入黨的領導核心？為什么大家會擁護毛澤東，使會議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張黔生（中共遵義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以下簡稱“張”）：這個問題很有代表性，很多人都有類似的困惑。

當年“左”傾思想占統治地位，黨和紅軍處于十分危急、困難的情況下，正是由于黨中央堅持民主集中制，發揚黨內民主，堅持民主團結，使遵義會議成功召開有了制度保障。這是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正確意見，能夠得到黨內軍內大多數領導人的支持和廣大指戰員的擁護、遵義會議能夠開得成功的關鍵之一。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貫穿于會議始終。日前閉幕的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再次強調堅持民主集中制，強調“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可能有些同志不太理解，黨內民主真的像生命一樣重要嗎？其實，你只要認真讀一讀遵義會議的歷史，就能明白這一點。實事求是地講，以往在遵義會議研究過程中，對遵義會議所起的偉大歷史轉折作用，以及會議的精髓——實事求是精神的闡述比較充分，而對民主集中制及民主團結精神在遵義會議期間所起的極端重要作用，其挖掘和研究則相對不足，甚至被忽略了。

遵義會議的召開，經過了會前的民主醞釀和準備階段

問：從民主集中制這個角度來解讀遵義會議，確實比較少見。請您先談談在會議醞釀和準備階段這種民主團結精神是怎么體現出來的？

張：這里需要說明一點：黨的民主集中制有一個逐步發展、健全與完善的過程。當年的理論與實踐都不可直接與今日標準相提并論。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民主團結精神集中體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是爭取大多數人的覺悟。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聶榮臻等人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就不斷抵制、批評李德、博古錯誤的軍事指揮。但由于當時全權負責軍事指揮的“三人團”中，李德自認為是“太上皇”，作風專制，個人說了算，幾乎包辦了軍委決策。他死搬硬套蘇聯紅軍的陣地戰打法，脫離中國革命軍事斗爭實際。他壓制不同意見，很多好的建議沒有被采納，導致后來丟掉了中央蘇區，被迫進行戰略轉移。到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經歷了犧牲慘重的湘江戰役后，從于都出發的八萬多紅軍，銳減到三萬人。丟掉蘇區和紅軍轉移受到重創這一殘酷的客觀事實，使全軍上下對軍事指揮普遍產生了懷疑和不滿。是李德、博古自己犯下的錯誤，客觀上成為中央政治局會議將要研討的主要內容，為召開軍事斗爭教訓總結會提供了議題。這時毛澤東不失時機地把自己的思想觀點同張聞天、王稼祥同志交換，使張聞天、王稼祥認識到李德、博古軍事指揮的嚴重錯誤，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并通過王稼祥、張聞天等人，又聯系溝通了朱德、周恩來、陳云等一些領導人，逐步取得共識。后王稼祥、張聞天、陳云等直接向周恩來提出建議，召開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錯誤的軍事指揮。相對于李德的專制作風而言，宣傳啟發大家的覺悟是民主醞釀的一種形式，是召開遵義會議的思想醞釀過程，它提高了黨和紅軍的領導人的思想覺悟，形成了開好遵義會議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