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風險集聚性

所謂風險集聚性有兩層涵義：社會風險主要涉入群體集中在社會基礎階層；社會風險指向客體主要集中在與民眾密切相關的基本民生問題。

從主體上看，社會風險的涉入群體主要是社會的基礎階層與群體，包括工人和農民。作為人數最多的工人群體和農民群體中的成員，由于獲益最少、相對剝奪感比較強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為當事人很容易卷入社會糾紛和沖突事件當中，而且是較大規模的卷入。〔51〕社會風險的集聚性與社會財富的集聚性正好成負相關，“社會財富在上層集聚，而社會風險在下層集聚〔52〕。從對我國各種已發生的突發性群體性事件分析來看，社會基礎階層成員較大規模的卷入，特別是以“邊緣化”的社會弱勢群體居多，如下崗失業職工、失地農民、農民工、出租車司機等群體。究其原因，幾乎絕大多數的群體性事件都同弱勢群體的不公正對待有著直接的關系。據江西省公安廳統計，在1998年至1999年江西省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中，以企業工人為主體的群體性事件有507起，占總數的51.4％；以農民為主體的群體性事件有217起，占31.2％。〔53〕2005年，在江西省的群體性事件中，農民參與事件的比例上升至34.6％。〔54〕

從客體上看，中國現階段社會風險大多集中在與基本民生密切相關的部位。換言之，社會風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問題未得到妥善解決而產生的，涉入群體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訴求而非政治訴求，如就業難問題、社會保障不足問題、收入差距拉大問題等直接大面積地影響到大多數社會群體的生存狀態。中國社會科學院開展的“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顯示，公眾認為最為嚴重的前五項分別是“物價上漲”（63.5％）、“看病難、看病貴”（42.1％）、“收入差距過大”（28％）、“就業失業”（26％）和“住房價格過高”（20.4％），“養老保障”排第七位（17.7％）。〔55〕顯然，這些基本的民生問題對于工薪階層和農民階層的生存狀況和發展會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引發社會危機的可能性大。據公安部統計，2004年上半年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中，因工資福利等基本生活費用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占綜述的23.8％，因征地搬遷及補償費等引發的占18.1％，因企業改制、改組、兼并、破產等問題引發的占10.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