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如何正確解決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的論述，也是十二大報告一個重要特色。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深刻闡述了物質和精神的辨證關系。十二大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把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解決了社會主義國家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原理解決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問題，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1986年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根據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戰略決策，通過了《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議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闡明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根本任務和基本指導方針，是新時期加強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如果說十二大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大貢獻是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嶄新命題，找到了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那么十三大的最大貢獻就是在十二大的基礎上繼續探索，正確認識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國情和基本出發點，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正確地把握了我國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方位，并據此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馬克思恩格斯雖然將共產主義劃分為兩個階段，但是沒有預見到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內的具體階段性問題。列寧在馬克思恩格斯探索的基礎上，明確地把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稱之為社會主義，并回答了俄國要分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但是并沒有具體闡發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的發展階段問題。毛澤東曾經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階段性問題。他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與建成作了明確的區分，并提出了“不發達社會主義”、“比較發達社會主義”的概念?？上珴蓶|沒有沿著這一正確的思路繼續前進，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從“反修防修”的高度提出了“大過渡”理論，認為“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4]應該指出 ，大過渡理論是對馬克思過渡時期理論的曲解。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是向“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 ，而不是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過渡。而毛澤東提出“大過渡”理論卻是把社會主義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包括在過渡時期之內，把本來應該在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時消滅階級的任務推到了只有在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時才能完成。這樣就把過渡時期與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所以這種理論實際上阻礙了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