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澳大利亞央行打響加息第一槍，世界經濟的所謂“后危機時代”進一步浮出水面。但相對于危機降臨時的果斷一致應對，未來可能呈現更多的不確定性，各經濟體恐怕也將陷入一系列新的進退維谷，或許感到更加迷茫。

首要的兩難選擇是“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與否。為擺脫金融危機，向市場巨量注入流動性是一個普遍采用的藥方。目前，一方面存在“子彈用完”、后續政策空間有限，刺激方案是否缺乏后勁，會不會出現二度衰退的擔憂。特別是歷史上有上世紀30年代后期由于“急剎車”而葬送復蘇成果，造成“雙谷”衰退的前車之鑒。一般認為，目前不宜輕言退出。另一方面，流動性過剩確有抬頭苗頭，是否卷土重來，值得警惕。在世紀之交IT泡沫破滅后，美國實行寬松經濟政策，但復蘇后仍保持低利率，結果推動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漲，導致金融衍生品價格膨脹，最終釀成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如何在鞏固復蘇進程的前提下，找到刺激機制的安全退出路徑，避免流動性泛濫重演，是世界經濟面臨的新挑戰。

雖然目前不會出現全球范圍的升息潮，但信號已經出現。這不是流動性輸入機制的終結，但肯定是寬松政策淡出的開始。而隨著危機狀態的逐漸退出，世界經濟在“后危機時代”還將面臨更多進退之變的考驗。

例如，這次危機證明，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已不適應全球化時代世界經濟的發展。由于美國財政赤字劇增和美聯儲開動印鈔機等原因，美元加速貶值趨勢明顯，美元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無體系之體系”的霸權貨幣地位有所動搖。一些國家嘗試“貨幣互換”、拉美九國推行“蘇克雷”替代美元特別是關于建立“超國家儲備貨幣”的建議，反映了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大勢所趨。不過，替代體系還沒有準備好，在最近的將來，其他經濟體還要繼續面對“我的美元、你的問題”的邏輯悖論。

再如，盡管“中美國”的概念未必正確，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也的確不能簡約為“中國生產、美國消費”，但美國人需要削減消費、增加儲蓄，告別依賴向世界和未來借錢過日子的生活方式；中國經濟發展需要從出口導向向消費導向、從外需主導向內需主導轉變，卻都是金融危機帶來的啟示。問題在于，以往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退出后，新的更為均衡的動力機制能否及時跟進？也許美國儲蓄率由負轉正只是出于一時之需的權宜之計，而對于長期形成的增長模式的轉換，同對于根深蒂固的消費習慣的改變一樣，都不可過于樂觀。

從大勢看，“后危機時代”已顯現一種輪廓鮮明的“進退格局”。此次危機反映，全球經濟增長動力由發達經濟體向新興經濟體進一步轉移，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以發達國家為核心的全球治理模式越來越不合時宜。在不久前舉行的匹茲堡峰會上，領導人聲明“授予G20為我們進行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輿論認為，G7體系將讓位于G20體制。但這一進一退，是否標志著世界進入一個全球化和多極化的新階段，由發達國家長期主導的世界經濟格局能否如此自覺地退出歷史舞臺，新興力量將如何扮演全新的歷史角色，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在更深層次上，“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孰進孰退的較量也將持續。上世紀末，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由于“華盛頓共識”的出現而登峰造極，實現了從思潮到范式的某種“嬗變”。但此次金融危機顛覆了“市場原教旨主義”，干預、監管、協作成為新共識。危機退潮后，市場的方向盤將掌握在哪只手里，或兩只手如何交替把握；在歷經幾十年并仍無定論的辯論中，凱恩斯與弗里德曼誰贏誰輸，這些都不會有非此即彼的簡單答案。經濟哲學的爭鳴與探索面臨一個更為復雜的時代環境。

最值得期待的進退之變，無疑是新舊經濟早日實現接力。歷史經驗表明，經濟危機往往孕育科學革命，給生產方式與產業結構帶來重大變革，使人類生活發生深刻變化。這次危機在一定意義上表現為虛擬經濟生產能力超過實體經濟需求水平而形成“金融產能過剩”，但從根本上說，是以化石能源消費為主要特征的傳統實體經濟難以為繼。在“后危機時代”，傳統實體經濟必須通過形態轉變開拓新的發展空間。一個以低碳為核心的新經濟圖景正變得愈發清晰起來，這可能導致全球產業的重新定義和重新洗牌。這一發展方式、增長模式與經濟結構的轉換，同所有社會變革與歷史進步一樣，也不會是一帆風順的。

危機過后，世界可能重歸常態，但歷史的時鐘不會回撥到“前危機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