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革命圣地延安在外部盡管遇到國民黨搞摩擦，侵華日軍搞封鎖，導致生活非常艱苦，但在延安根據(jù)地內(nèi)，對文化人的精神勞動卻是很尊重的，不論是鉛印的，還是油印的；不論是內(nèi)部出版，還是公開發(fā)行，在征稿啟事中，都說明來稿刊用后，即付稿費。趙超構(gòu)1944年訪問延安后，寫了《延安一月》。其中說：“假如他們(指作家)有作品(發(fā)表)，所有的稿費和版稅也都是私有的。”作者對稿費自由支配，使用情況各不相同。當年，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著作的出版和發(fā)表，都有稿費。他們大都把這些“外快”用于贊助公益事業(yè)，或是個人應酬方面。僅以毛澤東1939年前后的捐助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民眾劇團是在毛澤東關心支持下，于1938年7月4日成立的，主要運用邊區(qū)群眾熟悉的秦腔，演出新戲或優(yōu)秀傳統(tǒng)戲，為老百姓服務。成立伊始，演出服裝、道具、汽燈等物資奇缺。無奈之下團長柯仲平找毛澤東“訴苦”。毛澤東當即從自己《論持久戰(zhàn)》稿費中，拿出300元大洋，給民眾團購置設備。柯仲平親自保管這些錢，錙銖必較地使用。后來，民眾劇團幾乎走遍了陜甘寧邊區(qū)的每個村寨，為民演出，成績卓著。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表揚了他們。1940年，延安各界紀念“五四”青年節(jié)籌委會，發(fā)起有獎征文。歷時一年多，征得各類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評選結(jié)束并頒獎，又是毛澤東慷慨解囊，捐贈300元做獎金。周恩來、王稼祥各捐200元，吳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這樣才使征文圓滿結(jié)束。

此外，毛澤東為支持創(chuàng)辦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捐助100元(1939年3月)；為支持籌建陜甘寧邊區(qū)醫(yī)院圖書館捐款100元(1939年9月)；為陜北國民黨轄區(qū)綏德、榆林一帶發(fā)生旱災，捐款1萬元，賑濟災民(1939年9月)；為烽火劇社捐款200元，以鼓勵他們節(jié)儉演戲(1939年11月)；為邊區(qū)教育廳舉辦的小學教師暑期講習班，捐款400元，慰勞小學教師(1941年8月)。

毛澤東的稿費收入，還用于資助親朋好友。如1941年9月，他為軍委機要處代處長黃有鳳出資辦婚禮，花了200多元。瓜果、飯菜、新被子，都是用這些錢買的。朱德、任弼時等光臨，毛澤東自愿做主婚人，喜慶熱鬧，黃有鳳終生不忘。1941年11月5日，給當年湖南一師同學林若虛“寄奉百元，聊作薪水”；還為自己的孩子購書，以及用于以個人名義的宴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