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針對傳統的社會主義觀，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新社會主義觀。他先是給社會主義做了一系列否定性的規定：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僵化封閉不能發展社會主義，照搬外國也不能發展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法制也沒有社會主義；不重視物質文明搞不好社會主義，不重視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會主義。最后在總結實踐經驗和多年理論思考的基礎上，他給社會主義下了一個新的肯定性的定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的新社會主義觀釜底抽薪，從根本上瓦解了脫離生產力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觀，使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達到了科學的水平。

在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鄧小平創造性提出了改革開放和大膽利用市場經濟等戰略思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在農村實行家庭承包制的大膽改革，從而開啟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從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始，改革開放從農村向城市全面推進。更重要的是，在鄧小平的大力推動下，我們實現了對市場經濟的重新認識，市場經濟逐漸被人們接受。我們認識到社會主義必需利用市場來發展自己，從最初的“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最后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中國的經濟徹底擺脫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觀念的束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創新，是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否定，是社會主義觀的重大革命。

鄧小平理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以及在中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等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開啟了嶄新的社會主義觀。在這種新社會主義觀的指引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積極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逐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具體化和實現形式，是中國模式的經濟基礎。它既區別于傳統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也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義鼓吹的私有化模式，是名副其實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模式，即中國模式。

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社會主義觀與中國模式的拓展和深化

在對社會主義本質再認識的過程中，我們雖然破除了“兩個凡是”、姓“社”姓“資”等思想禁錮，但往往又被姓“公”姓“私”的抽象論爭所束縛，而且我們還面臨著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化需要政治體制、文化觀念、黨的執政觀念和執政方式的變革相配合，這要求我們進一個拓寬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同時也需要我們完善和豐富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方法，完善和發展中國模式。一般的觀點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一基本問題。但它也蘊含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問題的進步一解答，并由此推動中國模式的發展和完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它把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與人類的先進文明包括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加以對接，并在社會主義本質內涵中新增添了“政治文明”這一范疇，從而豐富和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第二，它對中國特色政治文明模式的構建提出了科學的指導原則：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第三，它對公有制進行了重新理解，提出了“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這一創造性理論命題，為探索中特特色的所有制模式提供了有效的理論指導，解決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遭遇的所有制難題；第四，它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問題的認識更加全面和科學。從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到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從推進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到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開放戰略；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到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到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從促進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到正確應對和駕馭經濟全球化、促進共同發展……。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極大地拓展和深化了鄧小平開啟的新社會主義觀，并進一步拓展和完善了中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