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的要素資源一定能夠賣一個好價錢。在中國城市化處于加速度過程、以及土地稟賦供給有限的資源生態下，土地更是具有升值的巨大潛力和空間。但是，土地價值隨經濟進程的自然性提升遠遠滿足不了多個相關利益主體的訴求，許多人為的因素構成了我國土地價格必須快速揚升的復合拉力，尤其是在相關宏觀政策的激勵之下，地價的“井噴”和“地王”的誕生就順理成章。

首先，為抑制金融危機和催生經濟復蘇而出臺的刺激性經濟政策成為了新“地王”能夠快速繁衍的最肥沃土壤。資料顯示，在本輪金融危機期間，中央政府安排的4萬億投資計劃中與房地產業有直接關系的占到了32%，高層的用心非常明確，運用房地產市場的復興來拉動水泥、鋼鐵等上游產業，從而帶動就業的增長。不僅如此，由于2008年全年銷售量同比下降了19.1%，為十年來首次出現年銷售量下跌，為配合擴內需、保增長的需要，高層直接作用于房地產的政策支持力度似乎前所未有。主要包括：將房貸首付比例從30%降低至20%，首套及改善型購房按揭利率7折優惠，契稅和營業稅降至1%，開發商資本的自有比例從35%降到20%等。

擴張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極大地放寬了企業獲得信貸資本的商業環境，而房地產相關政策的改善又刺激了住房的購買需求，驅動房價回升和上漲，并進而加快了開發商的資金回籠的速度，壯大了企業的自有資本。兩種力量的聚集最終增強了相關企業敢于高價拿地的底氣和儲備土地的能力。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的統計顯示，2009年前三個季度，貸款占房地產商全部資金來源為22.7%，是2004年以來最高點水平，定金預付占全部資金來源的24.3%，比2008年同期高0.8個百分點，個貸占全部資金來源的11.9%，同比增長2.9個百分點。

其次，企業對土地的“異化”性利用是“地王”頻現的最直接、最深厚的內生力量。拿地是為了建房是一般人的思維邏輯，但在許多企業眼中，土地可以作為金融杠桿，實施一種資本倍數放大的財富游戲。觀察發現，在2009年誕生的絕大多數“地王”中，幾乎都是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公司獲得，上市公司儼然成為發現和打造“新地王”的伯樂，其背后的誘因非常簡單，即源于資本運作之下的融資沖動。

一方面，作為銀行貸款的最佳抵押品，土地資源一向是銀行的最愛，上市公司光環再加上以土地做抵押，在銀行家的眼中，這樣的企業無疑是最佳貸款客戶，由此形成了上市公司高價拿地———抵押貸款———高價拿地的新循環。另一方面，上市公司通過拿地，不僅可以增加自己的市值，而且還能提升投資者對其的信心，從而使企業能更大規模、更加快捷地從股市“圈錢”。由此形成了拿地———圈錢———再拿地———再圈錢的又一個循環。僅以房地產上市公司為例，據搜房網發布的《2009中國房企融資調查》報告顯示，全國61家房企2009年前10個月融資總額約為4000億元人民幣，其中銀行授信額度約為2400億元人民幣，通過配股等手段從股市直接融資為1600億。在這里，房地產企業已經不是地產開發商，而是蛻變為地地道道的金融投機家。

第三，“土地財政”的延續與發酵形成了催生“地王”的最佳耦合要件。我國實行分稅制后，中央財政控制了大部分稅收，土地出讓金收入便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向土地要收成，向土地要效益”一時成為地方政府的不二法門。特別是在“地王”的哄抬之下，土地溢價被空前放大，政府財政收入自然水漲船高。因此，住房和城市建設部的研究成果顯示，目前土地拍賣的收入占到地方財政收入的的40％~50％甚至更高。

動態數據進一步支持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財”的結論。2006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約為7000億元人民幣，2007年猛增至1.3萬億元人民幣，即便是在房市極度低迷的2008年，全國土地出讓總收入仍高達9600多億元。而由于土地交投市場的異常活躍，至2009年10月全國主要城市的土地溢價勁升幅度達到了57%，土地出讓收入創出歷史記錄已成定局。據媒體統計，2009年前三季度，上海土地出讓金收入達526億元，名列全國第一，北京緊隨其后，達571億元，天津勢頭兇猛，一舉突破400億元，重慶、杭州次之，分別達300億元，即使是墊底的廣州，收入也有100億元。

至此，一個寄生在土地之上的生態鏈已經浮出水面：地產開發企業不惜通過高價拿地以貪婪地獲取所需資本，并運用地價推高房價的手段獲得高額利潤；地方政府需要通過土地的競標拉高土地溢價，從而做大財政收入的盤子。兩種“合謀”力量成為了中國“新地王”的真正鍛造者。

（作者系廣東技術師范學院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