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世紀90年代，當代的政府績效評估出現了一種民眾導向的治理趨勢。新公共管理理論主張，政府對待公民要像企業對待顧客一樣，以滿足顧客的需要為重要的價值取向

傳統人治模式導致了我國行政文化的權威人格取向

自從有了政府，針對政府合法性與約束官員的監督制度就出現了。就中國而論，這種官員的考核制度是建立在儒家的仁政王道、“天下為公”的基本指導思想之上的，其基本的約束機制是用道德教化來引導官員，乃至化育萬民。在傳統政治制度的設計思想上，人特別是官員應該是建立在“內圣外王”基礎之上的賢能之士。因此，道德自律就自然代替了外部的主動監督和約束，人們習慣于通過增強自身的道德修養，以慎獨內省的方式達到提高素質和能力的目的。同時，這樣一種政治文化自然也就演變為人治模式下的行政過程，缺乏對制度的遵從，更缺少監督人、制約人的機制。

這種傳統人治模式導致了我國行政文化的權威人格取向，官員的話就是制度、法律，下級或民眾也不可能去對上層或政府官員的行為做出任何評判，同時，長期以來的“畏官”心理也使得民眾不敢去對政府行為做出評議，長此以往，民眾對政府、對官員的依附順從心理和對政治的冷漠也就逐漸成為了習慣。

傳統的自律性績效評估模式是專制體制的一種自我優化和自我矯正機制。但必須看到的是，這種政績評估是期望通過績效評估來改進激勵機制、競爭機制、監督機制和責任機制，屬于政府運行機制優化的范疇。從系統組織整合理論角度看，這種運行機制的優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一些管理體制方面的缺陷，但由于運行機制是在人治體制基礎上發揮作用，政府績效評估的作用和效果也是有限度的。離開了現代民主和法治的制度環境，任何績效評估都無法實現社會對政府進行監督和評判的目標。

因此，建立以民主和法治基礎之上的現代績效評估制度，就必須克服和消除傳統的行政文化的消極影響和制度性障礙。這主要表現在：第一，評估主體缺乏多元性。由于對權威型的行政文化以及黨管干部的人事制度，使得政府績效評估的組織責任由黨政主要領導者承擔，這就必然產生一種官方主導的自評模式，特別是基層政府，群眾參與基本上流于形式。第二，評估活動采取錦旗競賽的運動模式。由于缺乏有效的規范和監督，我國政府績效評估實踐多數是應付上級檢查的各種各樣的“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容易受到領導人個人意志的支配，“只唯上、不唯實”。第三，缺乏客觀有效的績效評估指標體系。這一方面集中體現在片面的將經濟指標作為衡量政府績效的唯一標準，受傳統行政文化的影響，道德廉能仍然是績效評估的核心，同樣也為各種潛規則的運行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