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東傳的同時（甚至更早些），開始了基督教西傳希臘和羅馬本土。公元325年，也就是東晉成帝元年，尼西亞會議統一了基督教義。392年即東晉孝武帝期間，基督教成了羅馬國教。公元6—10世紀逐步形成歐洲東正教與天主教的支配地位。

頗有意思的是，在佛教東傳、基督教西傳的同時，發源于阿拉比亞（現沙特阿拉伯、也門、阿曼等地），同為閃族的阿拉伯人逐漸強大。公元571年，即隋朝建立之前10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誕生。610至632年，也就是隋末唐初，伊斯蘭教成形，而且在麥加、麥地那取得支配地位。633—640年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征服了敘利亞，接著于651年前結束了占領伊拉克和伊朗的戰爭。同時阿拉比亞人的另一支縱隊在歐麥爾率領下占領了埃及、的黎波里和伯爾克。之后的幾十年，也就是伍麥葉王朝時期，離穆罕默德逝世僅100年，伊斯蘭教已擴展到北非、西班牙及印度河和中國西部邊界，其版圖大于極盛時代的羅馬帝國。

所以，正是關鍵性的公元3—9世紀，特別是4—8世紀這400年形成了延續至今的佛教、伊斯蘭教、 基督教、猶太教的地域格局。同是閃族人創造的三個一神教（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的微妙關系，也是這個時期奠定的。原本以古代文化為標志的地中海文化至此分化為以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為標志的中世紀時代的地中海世界。

近代文明的標志是新興的資本主義文明的誕生，而且如同馬克思所言，資本所創造的文明超過以往歷史的總和。從世界文明的格局來說，宗教的地域格局和支配地位并無改變，只是在文明間關系上形成新興的西方文化對東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強勢地位。

20世紀后期，標志著文化間新型關系的“第二軸心時代”呼之欲出。其標志是：第一，經濟全球化時代，現代經濟關系及同經濟關系相適應而形成的社會關系滲透到全球每個國家、民族或地區，無論是利益攸關還是利益沖突，都突破了以往的地域界線，即使是政治上對立的集團或國家，也不得不面對全球性共同問題。第二，在國際關系和人類未來社會的建構中，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互相制約，而且文化的地位提升，在一定條件下文明間的關系反制經濟與政治，致使“文明間沖突”成為當代世界重大話題。第三，世界文化間關系，特別是宗教間、宗教內的關系，以及宗教與社會的關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文明間的沖突引發了人們對文明間的對話、相互尊重與和諧相處的向往。第四，不同文化間的影響滲透到個人的私人生活空間，每個人生活在既定的傳統文化制約之下，同時幾乎每天都能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因此，幾種主要文化各自支配世界主要地區的“第一軸心時代”行將結束，與經濟全球化同步發展，“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格局即將形成。不同文明間的相互尊重、彼此交融和平等對話，必將取代文明沖突和文化保守主義。在這個世界文明重構時代，中國學者應有“全球公民”的跨文化研究的視野，關注世界上起過重要作用的文明，從源頭開始研究發生在地中海世界的古今文化和宗教變遷。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研究中心）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