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熟知尤努斯教授的“鄉村銀行”的理念，事實上印度企業的“反向革新”與此一脈相通：即低端市場同樣可以作為企業盈利和國家發展的增長點。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國際周期性調整和國內結構性轉型同時進行的時期，依靠“反向革新”來增強企業競爭力和經濟持續性具有必要性和急迫性。與印度的國內消費主導模式相區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投資—出口”主導特征。而且，與印度低端市場潛力巨大相類似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顯著提高，但不同群體分享增長成果的程度卻有不對稱性，城鄉、地區、行業三大差距在某些時期甚至有相對拉大趨勢。正如硬幣的兩面，是難題，也是機會———國內低端市場和“反向革新”空間，是極其龐大的。

所以，中國企業也可以嘗試通過“反向革新”，形成新的增長點。就實踐來看，中國的企業“反向革新”程度似乎在整體上滯后于印度，這種格局與經濟增長模式、產業結構特征以及企業營商環境等因素有關。當前，我國許多企業存在著某種矛盾心態：既希望通過技術創新而走向產業高附加值領域，又希望外部市場快速回暖以回歸原來的加工生產階段，這些心態均未充分考慮通過“反向革新”來滿足國內低端市場。事實上，中國需要通過反對貿易保護和穩定貨幣幣值來拓展外部市場，也需要通過促使企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來增強在國際市場的定價權，但針對國內低端市場的“反向革新”更具有操作性，也更契合提升國內居民福利水平的增長目標。

基于此，我國政府需要持續改善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和創新能力。當前勞動和資本等要素的市場化改革相對遲滯，而產業政策又為民營企業設置了進入壁壘，因此必須通過深化勞動和資本的市場化改革，促使要素真正按照效率基準進行有效配置，增強民營企業的人力資本存量和產品創新能力，降低民營企業的進入壁壘，如此方能激發中國企業“反向革新”的動力。

此外，我國還應持續健全低收入群體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例如農村的道路、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可提高市場交易效率；加快建設低收入群體的商業網絡體系，例如農村的特許專營、批發、零售等渠道建設，可增強產品滲入程度；積極完善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例如農村的基本教育、養老、醫療等福利供給，可激發低端市場需求。所謂的“反向革新”，絕不是企業一力可承擔，而是一個系統的社會工程。

（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