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規制是行政機關、公共權力依照相關法律和法規，對市場主體進行干預、調控的行為，是經濟法治形成的重要保障。政府規制行為在不同經濟發展時期會體現出不同的特點。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筆者認為，要不斷提升政府的規制能力，強化政府規制與經濟發展的適應性，就必須努力建設和完善體制機制。

一是要建立和完善以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增進社會福利的資源分配機制。政府規制是為了彌補市場的固有缺陷，糾正市場失靈、優化資源配置而產生的，其正當性來源于修正市場本身的結構性缺陷，避免市場經濟運行中的自發性、盲目性等弊端。公平正義是經濟法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它要求政府規制行為遵循平等的內在理路，以實現平等為原則進行資源配置，建立相對公平的分配體系，解決由于市場機制不完善而導致的收入差距過大等問題。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促進市場主體自主決策、公平競爭、自我發展的激勵機制。政府的基本職能在于為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鼓勵和保護競爭，而不在于具體規劃和左右市場主體的行為。任何調整性控制都應當以靈活的激勵方式而不是僵化的命令方式進行，即經濟性法律規范應主要采取激勵手段而不是控制手段對經濟主體進行引導。這種激勵機制要求我們在宏觀調控時機和力度的把握上，做到適時適度，有節奏、有步驟地進行政策微調，盡量避免針對經濟波動采取過大和過猛的調控措施；要求在市場監管范圍和深度的把握上，做到有張有弛，有重點、有區別地進行制度構建，盡快填補經濟、技術發展帶來的新領域、新行業的監管漏洞；要求在放松傳統行政管制的同時，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鼓勵公用事業部門和自然壟斷行業提高服務效率、降低服務價格、提升服務質量。

三是要建立和完善規制行為合法、公正、透明的監督機制。政府規制的過程是行使公權力的過程，較容易產生行政性壟斷和權力尋租。政府有著廣泛的規制權力，一旦政府規制主體與其規制下的企業結成利益共同體，相關企業就會憑借公權力的支持，取得壟斷地位，謀取壟斷利益，此時，公權力主體兼具行業經營與政府規制的雙重身份，已不能平等地對待所有市場主體，而成為部分群體利益甚至私人利益的代言人，從而限制競爭、侵害公眾利益、損害公共福利。從權力來源上看，政府規制權力來源于公民和市場主體的授予，政府與公民、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類似于委托、代理關系，政府的規制行為應向其授權主體負責，受其監督。基于此，經濟法治所保障的市場主體的經濟權利，也是一項民主權利，它保證公民有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也賦予市場主體建議、參與、監督政府行為的權利。因此，我們的法律在授予行政主體的規制權力時，不僅應當明確規制者的權力、權限，盡量縮小政府規制行為的自由裁量權，還應當從高效便民的原則出發，詳細規定規制行為的程序，使規制行為公開、透明，增強政府規制的可預測性；同時，我們還應健全市場主體的利益表達機制和權利保障機制，以便它們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批評、監督的作用。只有政府規制行為合法、公正、透明，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民眾的信賴利益，才能使政府規制更具有公信力、執行力。

四是要建立和完善提高規制效率、降低規制成本的政府績效評價機制。政府規制的目標之一是提高社會福利水平，但是缺乏約束的規制行為往往會導致規制機構的膨脹、規制效率的低下，以及規制主體之間權力分散、職能交叉、重復管理、協調困難等問題。對此，應當建立政府規制的績效評價機制，以政府規制行為是否達到法律效果、經濟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作為評價規制主體工作的標準，增強規制主體自覺降低權力運行成本的內在驅動力。這不僅能夠提高政府規制行為的效率，還會因為民眾與政府之間的交流更加通暢而獲取潛在的民主收益。

五是要完善懲處濫用政府規制權力的責任追究機制。由于規制行為具有強制性，規制主體極易成為經濟領域的“合法”壟斷者，這樣，公權力就會偏離社會公共利益的目標而變成謀求私利的手段。對于公權力而言，應嚴格遵守“法不授權即禁止”，有權力必有責任的原則。因此，建立健全監督和約束政府規制決策的失誤問責機制、規制決策執行的過錯追究機制、規制執行效果的定期評價機制至關重要。這有利于保證權責統一的原則不動搖，有利于從根本上保證政府行為服務于人民利益的基本屬性不改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立法飛速發展，特別是加入WTO之后，我國經濟立法逐漸與國際接軌，無論是從內容上還是立法技術上都日趨成熟。這些經濟法律規范是調整政府和市場、處理經濟主體權利和政府公共權力關系的根本依據，也為建立完善政府規制的上述機制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條件。應該強調的是，我們在建立健全上述機制的同時，還應該繼續探索和完善政府規制的方式方法，形成一種政府合法合理行政、行業協會自律自治、公眾積極參與和監督、市場主體公平有序競爭、各方利益協調發展、社會福利不斷提高的市場經濟發展樣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