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意識到，翻譯、研究和傳播從來都不是單方面的努力能夠完成的，中國文化不僅屬于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傳播也不僅是中國人的事。中國文化研究和傳播平臺陸續出現，國際化的研究團隊也漸成趨勢，成為中國文化傳播的有生力量。

文化高度決定傳播效果

如何促成漢學傳人的培養呢？

施舟人表示，世界各地學中文的人雖多，但中文教學主要強調會話，大多數人的中國知識水平還有限，尤其對文言文掌握不夠。學習中國文化必須具備良好的古文基礎，翻譯中文典籍更是如此。

作為傳播主體的漢學家，僅有優越的客觀條件還遠遠不夠，顧彬用他自己的經驗說明了這個道理。如果不是在青年時代偶然讀到龐德翻譯的李白《送孟浩然之廣陵》，他也許不會迷戀上中國文學，也就不會有現在的漢學家顧彬。“40年來，我把愛奉獻給了中國文學。”在近著序言中，顧彬寫道。這句話并非煽情：心中沒有持久的愛，誰會四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研究中國文學這一德國大學的冷門學問？

施舟人認為，西方人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源于對中華文明的興趣，是人文因素而非經濟因素。同時，中國文化的傳播也是世界文明的需要：“文化也如同生命物種，只有保存不同的文化基因，只有多重文化互相交流融合，才更有生命力，才能永遠充滿活力。”

一位中國專家表示，中國文化傳播的效果不僅取決于傳播的手段，它歸根結底取決于我們文化自身所能達到的高度，取決于我們文化對于中國人乃至整個人類的價值，否則，我們的文化傳播，就可能在“傳播什么”上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