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完善我國反腐敗模式研究”（09BZZ029）階段性成果，并受浙江財經學院財政學省重點研究基地資助。

內容提要：腐敗的滋生與缺乏對財政收支行為的剛性約束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規制用財與規制用人一樣都是防治腐敗的治本之策。我國在規制用人方面已取得長足的進展，但現行的預算制度對政府收支行為的導向力和約束力還比較軟弱。社會主義財政的本質是公共財政，我國已建立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財政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但還需要一系列財政運行機制的充實和完善，從而防止腐敗的滋生與蔓延。因此，建設公共財政體制、強化預算監督、規制用財應成為我國完善反腐敗制度的一個新重點。

關鍵詞：公共財政；反腐敗；預算約束

“用人”和“用財”是最易滋生腐敗的兩大主要領域。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各級政府及其部門掌握的財政資源的規模越來越大，因預算約束機制不健全而引發的政府支出性腐敗現象呈上升態勢。基于公共財政的思維，建設預算剛性約束機制，可以有效地“規范政府財政權”，預防政府支出性腐敗行為的發生。

一、社會主義財政的本質是公共財政

國家與財政有著密切的聯系。財政是實現國家功能的經濟基礎，國家是財政的管理和支配主體。國家性質不同，財政的屬性也不同。自國家產生以來，出現過三種形態的財政體制：家計財政、國家財政和公共財政。就提取方式而論，它們分別對應于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家計財政”主要是指封建專制國家特有的家國不分的收入提取和分配體制。“國家財政”是指國家自身作為生產和投資主體產生主要的財政資源，并以國家機構為中心來分配財政資源的體制。“公共財政”是指國家向分散的市場主體提取財政資源，并以社會為中心、以公共服務為主要方向分配財政資源的體制。參見馬駿：《中國公共預算改革：理性化與民主化》中關于自產國家、稅收國家的討論，第31~56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

公共財政的理念雖然最先萌發于西方古典經濟學的“義務論”，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討論了國家為履行公共職能而組織財政收入的方式、來源和原則等。這些思想被認為是公共財政理論的淵源。參見《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五篇，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但從國家本質上講，資產階級國家財政的公共性主要體現在提取方式上，其分配準則卻難以做到以社會為中心，因而，難以真正向公共財政轉化。究其原因，馬克思在《新的財政把戲或格萊斯頓和辯士》一文中指出：“（剝削階級）國家，這是土地貴族、金融巨頭聯合統治的化身，它需要金錢來實現對國內和國外的壓迫”，這種“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稅”《馬克思恩格斯全選》，第7卷，第339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由于這些金融、工業財團和土地貴族提供了其中的主要捐稅，這種國家被其收買或被其以“公共目的”綁架是必然的。“這種國家的命運既受到交易所中國家債券行市漲落的調節，所以，它完全取決于私有者即資產者提供給它的商業信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這樣的國家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不論其財政體制如何設計，都很難保證其通過市場經濟體制提取的稅收能真正服務于公共目的。社會主義國家是與民眾和社會最貼近的公共權力，這一國家屬性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以服務社會為中心進行財源組織和分配的財政，即公共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