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歐洲度過了二戰后1950—1973年重建時期的經濟繁榮之后，在接著的30多年時間里，“舊大陸”已經數度遭遇“歐洲衰落論”的浸淹。第一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時在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下，歐洲經濟陷入滯脹，增長速度已不及美國，歐洲一體化進程也曾相對停頓；第二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時日本風頭正盛，世人大多認定日本經濟科技不僅會迅速趕上美國，甚至還要“買下整個美國”，加上時值蘇聯瓦解，地球上簡直只剩下了美、日兩家，歐洲好像已經被許多世人遺忘；第三次是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美國克林頓總統當政，經濟長時間興旺，在美國“新經濟”所取得的成就襯托下，歐洲似乎成了一個時代的落伍者，而同時日本墜入了“失落的十年”，俄羅斯國力一落千丈，美國昂首獨步天下；第四次則是在2007年開始發生國際金融危機和全球性經濟衰退之后，其時正值“新興國家”走向“崛起”，歐美力量和地位相對有所下降，于是，“歐洲老了”的聲音再起。不過，這最近一次“歐洲衰落論”的內容更為廣泛，含義更為深刻：不少人認為“歐洲模式”已不再具有吸引力；歐盟已在世界各地、各國的力量角逐中被擠到了“邊緣”；歐盟將特別難以走出當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成為世界經濟的“累贅”；歐洲一體化事業甚至會走向“土崩瓦解”。筆者并不全然認同這些觀點和預測。

“歐洲模式”相對“面善”

歐美經濟模式的實質區別集中在勞工的權利和資本的權力問題上。幾十年來圍繞歐美模式的反復爭論，主題始終是如何管理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和社會，主要涉及處理下述五對關系，即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屬體制導向問題；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屬經濟監管問題；雇主與雇員的關系，屬權益分配問題；國家與公民的關系，屬社會安保問題；企業與資本市場的關系，屬資本積累和財富分配問題。在上述五對關系中，核心是資本、勞動和政府三者的力量對比、所起作用以及如何協作運行。在美國模式下，政府固然也有獨立性，但其行為主要傾向于資本，因而在處理上述五對關系時，自然會偏好市場、企業、雇主，強調公民自我負責（養老、醫療、就業等）以及重視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而在歐洲模式下，政府擁有更強的獨立性，其行為自然也重視資本利益，但同時又強調勞資協商和社會平衡。一句話，歐美模式的實質區別在于，美國不但信奉市場經濟，而且實行市場社會；而歐洲固然也十分重視市場經濟，但不聽任市場社會。顯然，注重社會公正與公平的“歐洲模式”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進步。誠然，提出社會公正與公平問題，也許可以追溯到上千年以前。然而，直至19世紀末，即使是在最早進行并且完成工業革命的西歐國家，也沒有真正實現過相對的社會公正與公平。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一系列內外因素的促動下，在以往歷史所取得的若干成就的基礎上，又用了數十年的時間，西歐一些國家才建成了比較全面的社會福利制度，普遍實現了相對的社會公正與公平，形成了舉世公認的現代“歐洲模式”。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第一次。它也表明，歐洲在社會進步發展階段方面，走在了全世界的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