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低碳經濟的哥本哈根會議，對于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解決，無疑是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從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到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再到哥本哈根會議提出的低碳經濟，這確實標志著在解決能源與環境問題上，當代人類正在從倡導共識向具有強約束的統一行動邁進。

我們在積極應對低碳經濟的同時，還應當保持清醒的認識。造成當代人類文明困境的根源來自于工業經濟模式，拯救人類文明迫切需要一次經濟模式的革命。雖然低碳經濟已經開始從外部觸動了工業經濟模式，但低碳經濟仍屬于在保護既得利益前提下的外生解決方案。我們在積極應對低碳經濟的同時，還應當認識到低碳經濟的局限性，特別是低碳經濟中所包含的三個悖論更需要我們關注與研究。

第一個悖論：從經濟學原理講，低碳經濟要求在公共產品框架內來實現，而低碳經濟卻是由追求本國私利最大化的主體來實施的。這將使低碳經濟的有效實施大打折扣。

世界各國聚集在哥本哈根通過協商談判的方式來推進低碳經濟，這件事本身說明低碳經濟屬于公共經濟的范疇。或者說，聯合國召開這樣的氣候變化大會，也是希望在一個公共經濟的框架內得到解決。那么，哥本哈根會議是否存在著滿足在公共經濟框架內推進低碳經濟的條件呢？如果從滿足實施低碳經濟的原理與機制來看，我們會發現，在這樣一個良好愿望的背后，存在一個很難解決的悖論。這就是聯合國所期望的公共經濟解決方案，是由追求私利最大化的主體參與實施的。

按照公共經濟運行原理，低碳經濟在公共經濟框架得到有效解決的前提是，實施低碳經濟的主體也必須是一個能夠代表公共利益、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主體。在市場經濟中，公共產品供給之所以不能交給私人組織來承擔，就是因為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私人組織不存在滿足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的動力機制。那么，在聯合國召開的世界氣候大會中，作為參與低碳經濟的各個國家能夠以公共組織的角色、以公共利益的代表來實施低碳經濟嗎？顯然這是不可能的。在工業經濟決定的世界秩序與文化環境中，各國政府雖然屬于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組織范疇，但作為公共組織的代表只在本國范圍內才成立。而在國際交往中，國家卻是一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組織。聯合國把這些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國家，召集在一起解決關系全人類的公共問題，就會受到極大限制。這正是我們對哥本哈根會議推進低碳經濟不能抱有更理想的預期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