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上海市第四批行政審批清理工作開始進行，共取消206項，調整744項，接近前三批總和。市長韓正日前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強調：“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必須把最終評價權交到企業、社會和市民的手中”。

韓正市長提出了一個衡量審批改革成效的標準問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說到底是政府的“自我削權”，效果如何應該由群眾來評價，而不是由政府自身來決定。

入世以后，從國務院至各級地方政府，先后進行過幾次集中的大規模的行政審批事項的清理工作，作為政府規范管理和自我限權的《行政許可法》也已出臺。應該說，這對推進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的建設起到了作用。

以上海而言，去年開始也深入推進這項改革。去年7月1日起，共取消和停止了首批14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市、區兩級政府因此每年減少收費20億元。本次審批清理工作，涉及取消、調整的事項共950項，它們分布在經濟生活中的各個方面。為此，上海市政府已做出安排，規定自公布之日起，所有取消的行政審批事項一律不得再進行審批，所有調整的審批事項，一律不得再按公布之前的方式進行；市政府各部門取消的審批事項，各區縣對口部門，包括可能涉及到的街道、鄉鎮，都要一律取消，堅決制止和糾正以“備案”等名義搞變相審批和權力上收的行為。另外，還將建立行政審批目錄管理制度，凡未進入目錄者，一律不得再行審批，一律不得再行年檢，一律不得再行收費等。可以說，這些措施和制度安排對于防止“變相審批”和“只批不管、以批代管”是非常必要的。

為什么在行政審批清理工作中要強調杜絕“變相審批”的重要性？這是因為，每一項審批，背后都是實實在在的利益，在審批和許可設置中，最容易出現權錢勾結和尋租的腐敗現象。另外，受傳統體制及觀念影響，很多行政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全能政府”的意識還根深蒂固，有的已習慣于通過運用審批權進行資源配置，對由市場配置資源不習慣；有的對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管理經濟和社會的方式不了解、不適應，從而，總會自覺不自覺地對審批改革持消極態度。而在現實中，各種審批形式又太多，且每個事項的審批手續繁雜，審批環節重復，無疑又給了公權力“渾水摸魚”可乘之機。這些都會導致在審批清理工作中，該清理的不清理，該廢除的不廢除，甚至借此設置新的審批。從一些地方這些年來的情況看，就出現了用“合并同類項”的方法把有些不重要的審批事項廢除，而保留那些對自己有利的審批事項，或熱衷于搞數字游戲的“一項審批權”等等。

當然，要杜絕“變相審批”現象，必須有制度保障。其中最重要的，筆者認為是事關審批項目的信息要公開，并加強媒體的監督。公開的方式可以多樣，如通過政府網站或相關媒體進行信息發布，此外，還應把行政審批的全過程置于媒體和社會的監督下。

不過，真正要減少和杜絕行政審批中的暗箱操作和“變相審批”等問題，根本還是要建立一種“凡事以不審批為常態，審批為特殊狀態”的議事模式。今后，凡需政府審批的，須經立法部門批準，無批準，不得審批。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讓政府來決定和設置哪些需要審批，哪些不需要。因為假若政府出于自利目的，即使審批過程非常公開，也可以某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設置某個審批事項，從而出現審批范圍過大的情況。要做到這一點，除了加強審批制度改革的立法，建立起行政審批的制衡機制和責任追究制度外，還須進行全面的行政規制改革，把取消審批事項和規范管理結合起來，減少審批的隨意性和建立運作機制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