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國學術界展開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始于20世紀七十年代末。在我國學術界缺乏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始資料和一定范圍內存在的“左”的思想影響下，我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進行得比較“艱難”。（李惠斌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中說：“我國改革開放不久，這種新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艱難地進入了中國學者的視野。我使用‘艱難’這個詞，是因為這些西方馬克思理論一開始就被一些學者界定為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思潮’，當做‘自由化思潮’或異端邪說加以批判。”）我們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長期排除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之外，或者說它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不能不說是我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重要缺憾。

我們從經濟學方面完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體系需要做到兩個重要方面：一是對西方學者首先提出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進行反思；二是加強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

我們反思西方學者提出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首先要認識到西方學者提出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是相對于蘇聯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具有較強的時代烙印和意識形態偏見。美國學者萊文認為，蘇聯和東歐劇變之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失去了參照物或對立面，所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時代也明顯走向終結”。（《什么是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英國學者霍華德和金認為：“到1960年，斯威齊可能最好被描述為獨立的斯大林主義者，在這種意義上說，他是蘇聯的堅定支持者”。(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Paul Sweezy.)

其次，我們要認識到西方學者最初提出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是針對西歐馬克思主義而言的，并沒有全面反映美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狀況。金蒂斯認為：“我們注意到歐洲馬克思主義所接受的許多觀念僅僅是與其更早時代相聯系的占支配地位的蘇聯式理解的結果，并不必然適用于一般的發達資本主義，更不適用于美國。”（The Left Academy： Marxist Scholarship on American Campuses）。

我們加強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首先要認識到它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發展趨勢。安德魯o甘布爾認為：“如果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術觀點還有未來的話，那么它一般可能會回到最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上去”。（Andrew Gamble et al ed.，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其次，我們要解決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科定位問題。由于“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這一學科成立較晚，人們常常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經濟學”下面的二級學科“理論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我們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應該是“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要內容。雅各比認為：“經濟剩余這個概念本身來源于巴蘭早期的《增長的政治經濟學》（1857），而它又源于海克默爾的‘客觀理性。”（Russell Jacoby， Dialectic of Defeat： Contours of Western Marxism）霍華德和金在《保羅o斯威齊的經濟學貢獻》一文中也認為：“巴蘭的經濟分析中至關重要的因素是來自于他那個時代的法蘭克福學派，這個學派也促使他比斯威齊更多地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層面。” (M. C. Howard，J. E. King，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Paul Sweezy.) 我們理解巴蘭提出“經濟剩余”概念和“壟斷資本學派”的理論體系必須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派別“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聯系起來。所以，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整體性角度加強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鄭吉偉，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