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21世紀以前的10年，國際社會關注更多的是傳統意義上主權國家之間的安全，和平意味著沒有戰爭，而且西方陣營所期待的歷史終結并沒有出現；進入21世紀的10年，風險和危機下的合作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合作主義”成為這一階段國際關系的主要表現形式。此外，就全球化的內涵而言，前10年全球化的核心就是西方化，很多發展中國家并未參與其中；后10年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各行為體共同參與這一進程，國家制度、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要素的異同并不影響其在全球治理進程中的作用和貢獻。就力量對比而言，前10年，美國等西方國家除擁有強大的國力外，他們的戰略意圖也非常明確，即改造非西方國家；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很多“轉型國家”十分迷茫，甚至不清楚未來的發展方向，是“身份迷茫”的時期，后10年是“找回身份”的時期。就中國來說，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重心也發生了重大改變，由前10年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到后10年的“中國責任論”、“中國機遇論”，反映出中國在國際體系結構中的戰略位序在不斷提升，也反映出西方國家在處理對華關系問題上的務實策略調整，同時標志著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模式進入新的歷史周期。

安全觀念發生重要變化

馬小軍：“9·11”事件的發生，成為21世紀國際關系變遷的歷史坐標，導致了全球安全格局的變化。冷戰后前10年出現的“一超獨大”格局，被“9·11”恐怖襲擊打破。全球反恐戰略局面的出現表明，美國雖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但美國必須面對新世紀的新挑戰，這種挑戰是以權力悖論的面目出現的，即人類歷史上出現的最強大的超級霸權，卻無法僅憑自身的力量處理全球乃至地區事務，而不得不依賴其他相對弱勢的國際力量的支持。正是因為反恐戰爭使美國的戰略力量配置不足，所以在一些地區問題上，如伊核和朝核問題上有賴于中國的戰略支持。此外，“9·11”事件也充分表達了一些國際力量對一超格局的不滿和挑戰。在即將過去的10年中間，國際社會深深地感受到，盡管挑戰者與被挑戰者之間力量對比的極端不對稱，但并未使挑戰方輕易地退出博弈格局，反而使恐怖主義和反恐戰爭長期對抗，使這種挑戰成為了國際社會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