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因此成為我黨我軍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是在黨的建設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實踐經驗上的總結和理論思考的升華，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是中國革命承上啟下關鍵的中間一環(huán)。古田會議確立的這些原則，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和人民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礎。

沒有古田會議決議及建立在古田會議上統(tǒng)一認識的基礎，就不可能有遵義會議對毛澤東的思想的肯定和對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統(tǒng)治的否定和結束，黨就不可能解決如何指導軍隊繼續(xù)打勝仗的問題。正是這一問題的解決，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遵義會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在黨和紅軍面臨危急的關頭召開的。由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排斥了毛澤東的正確軍事路線，致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利，紅軍被迫進行戰(zhàn)略轉移，進行長征。在長征途中，紅軍雖然突破了國民黨軍隊四道封鎖線，但人員折損過半。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危急關頭，毛澤東提出了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的主張，得到大部分領導人的贊同。于是，紅軍強渡烏江，占領遵義。

1935年1月15日，黨中央在遵義城琵琶橋(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稱紅旗路)東側87號原貴州軍閥師長柏輝章的公館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云、張聞天(洛甫)、秦邦憲(博古)、劉少奇、王稼祥、鄧發(fā)、何克全(凱豐)，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林彪，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翻譯伍修權。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

遵義會議著重解決了當時最為急迫的軍事路線問題，使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成為長征走向勝利的關鍵一步。遵義會議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表現(xiàn)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動主義、軍事上的冒險主義，又有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思想上的教條主義。由于當時處于戰(zhàn)爭環(huán)境，軍事路線的錯誤直接關系到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而且這些錯誤已為中央大多數(shù)領導同志所認識，也為廣大紅軍指戰(zhàn)員所不滿，糾正的條件已經成熟。遵義會議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fā)，集中力量糾正軍事路線的錯誤。會議明確指出，由于“左”傾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造成了紅軍反“圍剿”戰(zhàn)爭的失敗和在退出蘇區(qū)后繼續(xù)遭到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后，紅軍恢復了過去及古田會議時期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正確作戰(zhàn)原則，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敵軍重兵之間，四渡赤水、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徹底擺脫了長征初期的被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