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之前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也帶來了一些問題。一是經濟增長動力問題，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靠投資和出口拉動，消費一直低迷；二是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始終非常嚴重，農業的勞動力就業數量龐大，沉淀了40%—50%的勞動力數量，但創造的產值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0%，而服務業創造了40%的產值，比發展中國家50%的平均值還要低；三是產業結構不均衡，制造業發展比重過大。

這三個問題都是結構性上的非均衡，只有調結構，中國經濟才能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經濟增長效率才會更高，經濟才會又快又好地高速發展。

當下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于體制改革的深化，包括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金融業要徹底深化改革，為中小企業和高科技項目的融資提供便利性。還要加強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便利性，解決農村土地大規模經營產生的農村土地產權界定和股份合作制等制度性問題。

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盡管也提出“調結構”，但由于金融危機影響，經濟總需求大幅度下降，保增長成為了第一需求。在4萬億投資計劃、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下，300多個基礎設施項目開始上馬，大量鐵路、高速公路鐵路網的建設和民生工程的啟動，加上各地配合的地方政府投資和銀行金融系統的貸款支持，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也帶來“國進民退”問題，國有部門承擔大部分投入，民間投資不太旺。今年的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轉變發展方式，要調結構，重民生、重內需、重消費，是從民生消費角度提升結構。也只有調結構，才能保持穩定增長。

目前的“大干快上”基礎設施投入建設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的。首先中國的人口優勢還存在，年輕勞動力數量比較充裕，大量農民工在等待轉移。發達國家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勞動力缺乏，啟動基礎設施比較困難，所以我們要吸取經驗教訓，把基礎設施先做起來。金融危機之后，大宗商品和石油價格開始回落，價格相對平穩，這對于基礎設施建設來說更是難得的機遇。

目前的建設主要是國有部門啟動，但這么多基礎設施項目最后肯定會通過一個“乘數效應”溢出到民營部門和消費領域。中央提出調結構也符合市場運作規律，事實上市場自身也會調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