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政府也已看到在擴大投資保增長與控制產能防過剩之間的矛盾，所以一方面在采取諸多控制產能的行動，一方面在刺激消費方面下工夫。不過，筆者認為，這些做法最終可能被實踐證明收效甚微，因為過剩的源頭是在分配環節，儲蓄與消費的分配比例不合理，現存的分配機制總是傾向于壓低消費而增加儲蓄，所以不觸動分配環節而壓制產能，沒有觸及到最根本問題，怎么做結果也不會理想。

消費也是如此，繞過改善分配機制而增加廣大居民收入這個關鍵環節來刺激消費，所能刺激出的消費只能是使居民把未來的消費提前到今天，所以，今天的消費高峰必然會與今后的消費低谷相連接，從中長期看是不可能從實質上提高消費率的。

筆者認為，如果抑制產能和刺激消費等措施不能對沖兩年后即將再度出現的危機，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就會在“十二五”前期開始下滑。

新的增長動力在于城市化

如果想繼續保持中國經濟的較高增長，就必須創造新的增長動力，這個動力就是城市化。發展經濟學理論說明，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能夠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增長率，就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都會經歷劇烈的結構轉變。而在當代中國，一個最大的結構轉化還沒有完成，這就是城市化。世界發達國家在人均GDP達3000美元時的平均城市化率是55％，東亞地區的日本和韓國是75％，而中國到目前按真實的城市人口計算，可能只有1/3。所以，當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在2008年已經達到人均3300美元的時候，農村人口這個中國人口主體的年收入水平只有691美元。由于人口主體的收入水平太低，中國的龐大產出能力就無法為國內需求所容納，生產過剩就是必然結果。

從這個分析也可以看出，解決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矛盾，不僅可以從體制入手，也可以從發展戰略入手，取得效果更快，引起的社會震動也更小。

筆者曾經有一個測算，如果在未來十年，中國能使城市人口從目前的4.5億增加到9億，將可增加年均20萬億元以上的投資和10萬億元以上的社會消費。如果到2030年，中國再增加3億城市人口，使中國的城市人口增加到12億，使中國的城市化率提升到80％，則中國9％以上的增長率能再保持20年。

如果2011年以后，由于內外部原因，中國經濟會發生明顯減速，那么2010年就將是關鍵性的一年，只要能盡快轉入加快城市化步伐軌道，不管世界經濟出現如何惡性波動，中國經濟都將可以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