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我們共產黨人修史，不能只看到大官名人，還得看到人民群眾。所以我主張，黨史人物的范圍還是放寬一點為好。中共黨史人物傳精選本的十二個分篇（領袖篇、先驅篇、英烈篇、模范篇、軍事篇、民運篇、隱蔽戰線篇、政治經濟建設篇、科教篇、文化篇、統一戰線篇、國際友人篇），就展現了寬選的方針。我認為還可以再放寬。

一是要將經濟建設人物方面放寬。 道理很簡單，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嘛！現在黨史上寫經濟建設，寫了許多數字，數字能夠說明問題，但總不能見數不見人吧；寫了許多事跡。但總不能見事不見人吧。 中國共產黨從事的半個多世紀的工業建設、經濟建設，無論從規模上，從水平上，從成就上，都是那四個人（他先回憶毛澤東主席說過，講中國近代工業，有四個人不能忘記：鋼鐵業不能忘記張之洞，紡織業不能忘記張謇，化工業不能忘記范旭東，航運業不能忘記盧作孚）所代表的事業根本不可比擬的，我們難道不應該、不能夠從中寫出四個、十四個、四十個中國共產黨搞現代經濟建設的代表人物來嗎？關于兩彈一星元勛的宣傳，關于神舟五號人物的宣傳，比較引人注意，黨史人物研究要從這個起點上前進。

他在講了二是將科教文人物方面放寬的意見之后，著重講了三是政治人物也要放寬。他提出：“犯過錯誤、有過爭議的人物寫不寫？重要的、影響大的還是要寫。他如果在歷史上有地位，是無論如何抹不去的。”把陳獨秀列入黨史人物，這帶了一個好頭。由此就聯想到胡耀邦。不是要把胡耀邦同陳獨秀相提并論。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論。就胡來說胡，他擔任黨的總書記，前后長達七年之久。中央悼詞對他在黨的歷史上的貢獻，特別是在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中的重大貢獻，作了充分的估計。這樣一位黨史人物，在黨史研究中是不是也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呢？是不是也應該像別的許多重要領導人那樣，由正式的機構組織力量，為他編選集、寫傳記呢？ 還有，為英烈寫傳，要不要也為被錯殺的、冤死的中共黨員寫傳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殺而冤死的寫不寫呢？《中國共產黨簡史》里寫到了張志新被錯殺，這有膽識有氣魄，我很贊成。立傳也應該考慮到這樣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