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1521名代表出席會議，代表了全國2200多萬黨員。此時，距離上次代表大會――中共八大的召開已經有將近13個春秋了。而按照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5年舉行一次。顯然，九大的召開拖延得太久了。

為什么不按照黨章的規定盡早召開黨的九大？這主要是由當時黨和國家的政治局勢決定的。1956年秋召開的中共八大，對三大改造完成后的我國主要矛盾做了科學判斷，黨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然而，這一正確的判斷和方針政策卻沒有堅持和貫徹下去。相反，黨的指導思想卻逐漸“左”傾。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左”的錯誤蔓延開來，后經過“四清”運動，加上當時國際國內因素的影響，“左”的思潮達到了一個巔峰，終于引發了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這樣一場號召“踢開黨委鬧革命”運動的沖擊下，各級黨委先后被推翻，許多黨員干部被審查，基層的黨組織停止了活動，絕大多數黨員也被剝奪了參加組織生活的權利，在這樣一個極不正常的氛圍下，當然無法召開黨的代表大會。

另外，在此期間形成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盤。在一次接見群眾組織代表時，江青揭開了其中奧秘：開會的時機要有利于“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為什么這么說呢？原來，按照江青等人的邏輯，以劉少奇為首的所謂“叛徒”、“內奸”、“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都是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而這些人一般資格很老，都是八屆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如果不經過“文化大革命”而直接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他們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將進入下一屆的中央委員會，甚至還會留在黨的核心領導機構。而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揭批”，一個個老干部都被斗倒批臭，就不會參加九大了。清除了江青之流的眼中釘、肉中刺，再召開九大，進入中央的自然都是所謂“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了。這是江青對遲遲不召開九大的辯解之辭，自然不值一駁，但他們的險惡用心，卻可見一斑。

經過幾年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滌蕩”，到了1968年，全國各省（除臺灣）、市、自治區已經相繼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文化大革命”已經深入下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也先后被打倒，反反復復的社會大動亂有了平靜下來的趨勢，召開黨的代表大會的條件似乎也已經具備，毛澤東和黨中央開始為會議做了一系列的準備工作。所以，直到1969年的4月，遲到的九大才極不正常地拉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