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范仲淹有兩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們熟知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二是“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唐宋時，官員犯罪，分公罪和私罪。據《宋刑統》卷2，“公罪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私罪謂不緣公事私自犯者，雖緣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用現代的話說，政治上必須堅持原則，不怕得罪上級和皇帝，不怕受罪，而個人操守，則務求清白，決不能貪贓枉法。

中國古代是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實行的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等級授職制。盡管如此，執照儒家的教義，是不能求利而不求義的。義就是凡事須講究原則。據《三朝北盟會編》卷191，有個低官楊煒寫信批評副相李光說：“某聞忠孝從義，而不從君、父。”忠孝是古人的重要道德規范，但忠孝須講原則，不能說絕對服從君主和父親的錯誤，也是忠孝。

在等級授職制的官場里，只有像范仲淹那樣的哲人，才能提煉和總結出“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的為官之道。一般說來，做官無非是希望步步高升，得罪上級和皇帝，就無法指望升遷，甚至受懲罰，得死罪。堅持原則，不計較個人的升黜榮辱，當然是一種很高的情操和修養。北宋蘇軾說：“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東坡七集·東坡奏議》卷1《上皇帝書》，《皇朝文鑒》卷54)欲在官場中阿諛奉承，迎合上級和皇帝，就決不能說真話和直言。宋朝優養士大夫，超過前朝后代，然而到北宋末的危亡時刻，那些稱頌“四海熙熙萬物和，太平廊廟只賡歌”(《揮麈后錄》卷2)的寵臣輩，一個個立即顯露出鼠輩的本色。面對金軍凌厲攻勢，李綱和宗澤臨危脫穎而出，敢于以大氣魄和大器識身膺救國重任，但宋廷從皇帝到群臣，卻容不得兩人施展抱負，而使他們淪為悲劇人物。這兩人正是按范仲淹的為官之道而立身行事的。李綱曾因上奏直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宋史》卷358《李綱傳》)，貶為一個最低等的稅務所長。宗澤更是整整在官場屈沉了三十五年。宋徽迷信道教，宗澤卻因“建(道教)神霄宮不虔”，受很重的“除名，編管”處分(《宋史》卷22《徽宗紀》宣和元年三月)，他“半生長在謫籍中。”(《湖山集》卷4《哭元帥宗公澤》)他們寧愿受打擊，被貶黜，也要堅持原則不動搖。惟其如此，所以在國難當頭時，方能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