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由新自由主義所引起的上述歷史事件的必然性，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與斯蒂格利茨也持相同觀點，只是用了另一些歷史事件來做例證。他認為，美國當前這次經濟危機是整個近30年來世界危機的一個延續，他說：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國、印度尼西亞都已經歷過了，現在是美國。 意即近30年來，無論是拉美和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危機，還是當前美國的金融危機，都不過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所產生的結果。

美國著名的國際金融家索羅斯在2008年9月談到當前美國金融危機的原因時說得更清楚：“眼下發生的事情令人難以置信！這是我所說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這一放任市場和其自動調節理論作用的結果。危機并非一些外來因素，也不是自然災害造成的，是體制給自己造成了損失。它發生了內破裂。”（《參考消息》2008年9月21日）

不僅如此，連美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前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2008年10月23日在國會作證時，面對事實也不得不承認這次危機的產生與自己對金融業疏于管理，任其放任自流有關。他說：“我犯了一個錯誤，想當然地認為，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自利性能夠在最大程度上保護股東利益和公司資金安全，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

以上說明，許多西方經濟學者，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和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甚至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基本上都認為，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或者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發展有關，是放任自由市場泛濫惹的禍。而國內少數信奉新自由主義的人則認為是自由市場受到國家干預未能充分發揮其作用的結果。究竟誰是誰非，社會實踐乃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此問題上，當前主要的社會實踐就是各國政府采取的應對之策及其效果。當前各國政府主要是采取繼續實行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政策，并把它視為“復活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引者注）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機會”呢？還是在加強國家干預，從而使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有了升溫和加強的機會呢？客觀的事實已作了明確的回答：這次危機爆發后，各國政府都采取了快速有力的干預措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4月2日在倫敦召開的第二次G20峰會作出決議：對所有具有系統性影響的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和金融市場實施監管和監督，這就意味著關于當前危機源于自由市場泛濫，因而必須加強國家干預的觀點已取得世界普遍的共識。

當然，導致當前這次金融危機的深層次的原因，正如大衛·科茨教授所說，是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所決定的必然要周期性爆發的一次表現。因此，只要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周期性的危機就不會根除。當前各國政府盡管采取干預措施要遠勝于執行新自由主義的放任政策，但也絕不能迷信其干預措施能包治百病，更不能一勞永逸地根本消除危機的再次發生，最多只能使其暫時得以緩解而已。

（作者：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