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商會，指按照官方有關法令成立，在政府與商人間扮演中介角色的各行業商人集合團體。1949年前，商會這種法定的商人組織形式遍布中國各地，成為當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機關，亦是政府對商人進行管理的重要憑借。

近年來，商會史研究漸漸升溫，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重要的新興領域，商會史研究成果迭出，新材料、新觀點不斷涌現。筆者就幾個爭論較多的問題，進行觀點綜述。

■成立方式：政府勸辦還是商人自主組織

章開沅、徐鼎新等人均認為，清末商會的成立是中國資本主義初步發展和資產階級力量增長的結果，商會的出現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資產階級的認識和需要被視為商會成立的重要前提。

相反，王笛指出：從商會初期創辦的情形來看，很難找到完全由商人自己組織的商會。他懷疑“資產階級是否認為商會就是最適合自己階級活動的組織形式”？ 但他承認以清政府行政手段設立的商會卻可能為“資產階級”組織起來提供“可乘之機”。張東剛則提出：商會的成立，更直接和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西方商會制度的傳入，在華外國商會活動的示范效應和驅動以及晚清政權主體為貫徹其工商政策而提供制度供給與服務。

■與政府間關系：“超法的控制與反控制”還是“超法的利益合作關系”

早期的研究多從商會“資產階級社團”的判斷出發，強調它與“封建勢力”的沖突，而辛亥革命中一些地方商會的“革命”行為更被視為重要的例證。但反對意見則指出清末商會與政府間的合作與依賴多于對立與斗爭。甚至在1920年至1927 年間，天津總商會“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成了軍閥政權斂財的工具。

虞和平則提出“超法的控制與反控制”的解釋框架，認為：由于商會與政府的關系不可能通過有效的法律修訂而得到適時的調整，就必然出現一方面政府超越法律對商會的活動進行干預，甚至是控制；另一方面商會也勢必突破法律規定進行一些超法活動。因此，總的來說，中國近代商會與政府的實際關系，主要是超法的控制與反控制關系。對此，一些學者持不同意見。如張東剛認為商會與政府的關系并非單純的“超法的控制與反控制”，處于從屬地位，而是一種獨立于國家正式權力之外的自發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