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解釋方法恐怕忽略了日軍暴行的特征。試舉一例，日軍強奸暴行的殘酷性、數量以及規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他參戰方迥然不同，日軍系統性地鼓勵日本士兵強奸婦女，使強奸行為制度化。根據Frank Gibney（一位當時參戰的美國軍官）的描述，南京大屠殺發生幾年之后，他在沖繩島一些被美軍攻占的日軍商店找出不少日軍發給其士兵的安全套，其包裝紙上有一個正在以刺刀攻敵的日軍士兵圖片，圖片以下的說明為：“Totsugeki！”（前進！）。Gibney提供的證據可以證明，毫無疑問，日軍的領袖不但知道強奸問題普遍存在，他們甚至積極鼓勵其繼續。其次，Gibney所形容的安全套也可以顯示日軍強奸暴行的系統化與制度化，當時一定是程序化地生產這種安全套，包括了從選取和設計在日軍眼中最適當的圖片與文字說明、到撥付經費與原材料資源、再到委托生產工廠及批發商這一整套流程。當然，安全套的設計也必須得到日軍高管甚至日本政府的官方首肯和許可后方能向士兵發放。

當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犯強奸暴行者不僅是日本，納粹與蘇聯士兵皆有實行強奸之罪，但在他們行為中無法找出日軍強奸暴行的特征，這些特征包括安全套這一證據、南京大屠殺以及機構化的全亞慰安婦網絡。蘇軍入德時的搶劫和掠奪罪行有憑有據，但其總體殘酷性不及侵華日軍，日軍強奸婦女后往往會以極為殘忍和變態的方法殺掉受害者，蘇軍往往不會故意殺掉受害的德國婦女，根據史料，蘇聯士兵是為了要證明他們不像納粹士兵那么野蠻。

這種比較研究亦導致以上所提出的問題：如果日軍罪行確實有自身特征，則到底為何與他國的不同？當時日本社會特有的一些元素是否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在今后的研究中，我們提出類似問題的目的并非要譴責日本文化或全部日本公民，更不是要從人類學角度將日本人籠統地概括為一種特別暴力的種族，而是要使南京大屠殺史學研究領域到達一種更加嚴謹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