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傳統理論一直認為，刑法是公法，犯罪不僅侵害了被害人的法益，更主要的是侵犯了社會公共秩序，因此，我們的法律不允許刑事案件的雙方當事人進行“私了”。但這種僵硬的司法理念造成的后果是，即使被告人由于犯罪受到刑罰的處罰，但被害人卻得不到什么東西，也感覺不到司法正義的實現。事實上，刑法的制定在劃定國家與國民之間關系界限的同時，也厘清了國民與國民之間行動自由的邊界，而犯罪的本質首先是對被害人法益的侵害，其次才是對社會公共秩序的破壞，因此，修復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因犯罪而造成破裂的社會關系也是刑法的一項重要使命，國家應該允許犯罪人與被害人通過一定的法定程序實現刑事和解，并根據刑事和解的形式和程度適當減輕犯罪人的刑事責任，這對于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具有良好的效果。因此，刑法契約化就要求刑法應該負載更多的民法內容，要求把剛性、冷面、無情的刑法變成一部富有柔性、溫暖、人情的法律。畢竟法律的終極關懷在于人，任何公法(包括刑法)的目標和宗旨也是在保護人民的私權，公法與私法融合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私權，實現人民的幸福生活。而這正是刑法契約化(民法化)的內在驅動力之一。

從立法與司法的關系來看，在刑事領域中，早期形式法治階段的罪刑法定原則更多的是強調對國家公權力的控制，不允許法官對刑法做任何的解釋，堅持一種剛性的、嚴格的刑法解釋；到了實質法治階段，則是允許法官有解釋法律的權力，但不允許對刑法進行任何類推解釋。到了形式與實質相結合的法治階段，不僅允許法官解釋法律，甚至允許法官以保障人權為目的對刑法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類推解釋。因此，如果把刑法比作一份國家提供給國民的格式合同(刑法契約化)的話，那么，這種允許法官(代表提供格式合同一方的國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公民)的類推解釋，就如合同法、保險法所規定的，對格式合同中條款解釋發生爭議的時候，應當作出有利于接受格式合同一方當事人的解釋。這種解釋剛好凸顯了儲先生所言“刑法契約化是現代刑法的本性”的刑事法治觀。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