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要取得“道義制高點”與“實用主義”的雙重功效，拿所謂的“自由”做說辭，恐怕是一個討巧的選擇。

日前，在關于“網絡自由”的演說中，美國國務卿克林頓四次提及中國，指責中國的互聯網管理政策，并表示要將“不受限制的互聯網訪問作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務”。

克林頓的“網絡自由”喊話，可謂獨具匠心：我主張“網絡自由”，誰敢公然反對？讓自己站在自由的對立面？

這正是她上臺之初即主張的“巧實力”。站在道義制高點，推銷“網絡自由”，不僅不會像直接干涉別國那么令人反感，還可以將被批評者置于道義低谷，讓其有理也顯得沒理。

然而，如果道義制高點缺乏現實支撐，難免最終踩空。就拿谷歌被攻擊來說，美國在呼吁中國徹底調查前，是否也調查一下本國黑客的攻擊問題：不久前，最大中文搜索引擎百度被攻擊，其域名注冊服務商就在美國。

再看看美國的“網絡自由”：為了抵制網絡色情，美國《兒童互聯網保護法》規定所有公共網絡資源必須安裝色情過濾軟件；為了應對威脅，美國國防部專門創建了網絡戰司令部；在“9·11”事件后，美國出臺的《愛國者法》，明確規定警察機關有權搜索公民的電話、電子郵件通訊記錄；在美國很多地區，經常播放拉登講話的“半島”電視臺及其網站是被過濾的，因為它們“傷害美國人民感情”……

可見，任何自由都不意味著可以為所欲為，都需要法律和秩序的規范，這是“網絡自由”的基本前提。一邊自己嚴格控制網絡，一邊卻要求他國建立“網絡自由烏托邦”，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雙重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