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種年輕化不僅僅使察舉喪失了選賢納士的本義，對改善吏治也無益可言，所以到了漢順帝時，有尚書令左雄上書說：“郡國每年舉孝廉，都是馬上就要授職施政、教化民眾的，應該選取那些老成可用之人。孔子稱：‘四十不惑’；《禮記》稱：‘四十曰強，而仕。’請從現在起規定：年齡不滿四十，不得察舉。”這個建議很快就被期望中興的順帝采納，陽嘉元年(公元132年)冬11月，他“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但是對于那些有特殊才干的，才華如同顏回、子奇之人，可以不拘年齡。這道詔令，很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把儒家的“四十強仕”思想落實為法定制度，后人稱作“陽嘉新制”。

兩個月后，138個年齡在60歲以上的年高有才之人被中央統一授予官職，成為“陽嘉新制”的第一批得益者。與此同時，“限年四十”的制度也得以比較認真地執行。實行新制的第一年，有個廣陵薦舉的孝廉徐淑來尚書臺接受復審，負責審核的官員看他年貌遠遠不及四十，徐淑說：“詔書不是說，才華有如顏回、子奇就不拘年齡嗎？所以本郡就選上我了。”經他這么一說，倒把這位官員給難住了。左雄聽說了，就問徐淑：“當年顏回聞一知十，請問你聞一知幾？”徐淑答不上來，當場就被退回了。

唐朝是怎么選拔后備干部的

唐代歷時近300年，好像沒有制定過一個一以貫之并且能適應各種“出身”的做官年齡標準，但是據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6月頒發的一個有關改革人事制度的文件所敘，在此以前的大體情況是：“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從事。”

先從科舉一途看，那些蟾宮折桂的人中，不乏少年，如郭元貞、陸贄、楊嗣復、鄭畋都是18歲及第。但這些都是鳳毛麟角，多少年才出一個。通常情況下，能在20歲至25歲這個時段題名金榜的，就可以稱少年得志了。而享有這種榮耀的，往往也以精英、才子型人物為多。白居易于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考取第四名進士時，雖然已經29歲了，但在同榜登科的17人中，卻還是最年輕的，“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十分得意。這樣看，走科舉一途者，20多歲即獲“出身”是令人羨慕的，30歲左右“始可出身”則是通常情況。所謂“出身”，就是做官資格。想要真正走上仕途，還得經過吏部主持的考試，還要“守選”，就是等待分配工作。這一段時間，等上三五年甚至七八年都很正常。柳宗元21歲登第，正式授官時已26歲；韓愈25歲登第，正式授官時已35歲。如果在此期間發生祖父母、父母去世的喪事，還必須在家守喪，于是從及第到始任官職的間距還要拉長。因此可知，30歲獲得做官資格的人，到40歲才能登堂上任，即當上正式的國家干部，才是尋常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