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種報道方式造成的心理效果說，也對國人形成負面沖擊。常年正面報道西方的結果，是我們在潛意識里對自身所處的社會現狀更為不滿，對西方更為仰慕。而西方常年負面報道中國的結果，則是西方民眾長舒一口氣：盡管金融和經濟危機以來我們處境艱難，但比起“獨裁”、“違反人權”……的國家要好得多。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國內學者又將西方記者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出口轉內銷”，當作批判中國現實的標槍，這就進一步扭曲了東西方世界的現實。幸虧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親身體驗和觀察發達國家的現狀、親歷種種不公正，特別是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長期生活在海外，對法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認識越來越清晰，因而中國輿論開始質疑中國常駐國外記者的報道，認為他們從整體上說并沒有為中國公眾提供一個真實的世界。同時，西方到中國的訪問者也在發出類似但相反的質疑。這一現象說明，在東西方互動問題上，雙方都走進了一個誤區。不同的是，中國駐外記者的“正面報道情結”是出于好意和對西方的盲目崇拜，而西方駐華記者的“負面報道原則”則更多是源于“政治正確”和意識形態上的取舍，以及潛意識里的種族主義。

“政治正確”：西方媒體的“紅線”

其中最令國人難以理解的，是“政治正確”這道無處不在，但又隱而不見、變幻莫測的紅線。甚至包括一些經常出國卻習慣于淺嘗輒止的人，都不了解更遑論理解“政治正確”為何物。而不了解、不理解西方媒體“政治正確”這道紅線的存在和本質，是無法真正明白西方媒體的實質的。

所謂“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是源于美國19世紀的一個司法概念，主要是要求法庭用語必須遵循“政治正確”原則，即用語修辭均須“吻合司法規定”或“符合法律或憲法原則”。上世紀80年代，美國出現一股自由主義浪潮，開始將這一司法概念延伸到政治領域，對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確立了大眾傳媒用語上的某種“正確性規范”，如某些詞因含有種族歧視的成份不能再使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用來形容黑人的“negro”（大致相當于中文的“黑鬼”）。今天在歐美任何傳媒都很難看到這個詞了。美國作為世界文化強勢國家，它的這種“政治正確”概念很快傳到歐洲，并進一步異化。本來，“政治正確”還僅僅屬于風俗、習慣和道德范疇，但在歐洲很快就進入了政治和司法范疇，并從大眾傳媒領域蔓延到全社會。在歐洲，有些禁區是由法律來界定的。因此，“政治正確”的范圍在歐洲便進一步擴大、影響進一步深遠。但這一范圍究竟界定在哪里，卻是變化的、不定的，這才是這一概念最可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