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在國務院研究室工作，具體主持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后來，因為到地方工作，沒有再做專門研究，但一直在觀察農民工問題。通過多年的研究和觀察，我日益感到，對新一代農民工即1990年后出生的農民工，應作為一個專題來研究。這不僅對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和政策選擇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推進我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尤其是城鎮化具有特別意義。

三代農民工

據多部門的分析估算，一般概念上的農民工約2億多人，其中進城務工的在1.5億人左右。對始于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農民跨地區打工現象，我一直是觀察者和親歷者。1987年，我在團中央當青農部長，同當時的國務院“三西辦”（甘肅的定西、河西，寧夏的西海固地區扶貧辦）合作，開展了農村青年“東西互助、以勞助學”活動——組織“三西”地區的農村青年到蘇滬浙地區的鄉鎮企業打工，讓他們學知識、學技術、學管理，開闊眼界。當時的想法是，為西部地區發展鄉鎮企業培養一批員工，同時增加西部農民的工資性收入。當然，隨著活動的擴大和發展，越來越多的西部青年留在東部地區，沒有再回家鄉。可以說，這批人是最早的打工仔和打工妹。20多年過去了，組織那場活動所帶來的東西部地區觀念碰撞的強烈程度、東西部青年溝通的重要意義以及遠距離跨地區勞務輸出帶來的種種問題，至今仍歷歷在目。不過，對當時那樣一個創意性活動所具有的時代意義，我是后來才逐漸認識到的。

從那時起，由于工作原因，我一直在關注農民工現象，親見、親歷了三代農民工。第一代農民工是上世紀80年代農村政策放活以后出來打工的農民。農村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以后，生產效率提高，地不夠種了，勞動力有富余，同時農民又有了自主支配勞動的權利，于是一部分農民就出來打工。當然，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是在鄉鎮企業打工，亦工亦農，離土不離鄉。時至今日，這一代農民工早已人過中年，除了少部分具有技術專長或管理能力的人成為企業經營者，大部分人已回到農村。因為是“洗腳上田”、進廠務工，他們應該算作第一代農民工。第二代農民工大多是上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農民，隨著90年代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經濟外向度大幅提高而外出打工。這部分人是目前農民工中數量最多的，是我們重點研究和政策針對的農民工主體。外出進城打工是這代農民工有別于上代農民工的顯著特點，他們一般都有10年左右的打工經歷，大多在建筑業、加工業、紡織業、出口企業打工。這部分農民工的城鎮化走向是有所不同的：一部分有技能、有管理能力的人成為企業生產骨干，留了下來；還有一部分有文化的女工也留了下來，不少嫁給了城里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隨著年齡增長，掙了一些錢而選擇回鄉。近幾年，農民工隊伍中出現了一個新群體，就是上世紀90年代后出生的農民工，當然模糊一點也包含80年代末出生的，可統稱為“90后”，他們算是第三代農民工。最近幾年新增加的農民工主要是這部分人，他們基本是進城打工，估計有4000萬人左右。雖然在數量上他們還不占主體，但由于其特殊性和今后的成長性，值得高度關注、深入研究。

“90后”農民工的新特點

“90后”農民工有別于前兩代農民工的主要特點是：第一，他們從來沒有種過地，對土地沒有父輩那樣的感情，對農村沒有父輩那樣的依戀。這是其最鮮明、最突出的特點。他們進城打工，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把打工作為尋求進城的機遇和途徑。簡而言之，他們出來打工，根本就不想再回農村。第二，這批人都念過書，具有初中文化，其中相當一部分還具有高中文化。因為有文化，再加上他們是在電視機、手機的伴隨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比較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城鄉之間的巨大差別，城市文明對他們有巨大的吸引力。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農村好，是他們比較堅定的信念。第三，他們中的很多人是獨生子女，有些就是上一代農民工在城里生的孩子。他們較之父輩，生活是優越的，沒有挨過餓，沒有受過凍，溫飽問題在他們頭腦里沒有概念。因此，他們在城里打工，忍耐力和吃苦精神遠不及父輩。這一點已經在就業結構中體現出來。上一代農民工很多是制造業的操作工，在生產一線就業，而“90后”農民工則主要在服務業就業，如賣服裝的、賣保險的、搞推銷的較多。這也是近兩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外向型、勞動密集型出口行業一方面生產困難、另一方面招工困難的原因之一。第四，他們心理平衡度較差，難以接受“被歧視”。他們的父輩進城打工，盡管遇到很多困難，吃了很多苦，有很多不如意，比城里人干得多卻掙得少，有時還遭人白眼，但通過縱向比較，總覺得比在農村好，比其他農民好，因而比較能夠接受城里的不公平待遇。而新一代農民工受現代開放社會影響，已經具有了樸素的但有時又有些盲目的平等和民主觀念，對城鄉差距、一城兩制現象不認同。他們要求和城里人一樣平等就業、平等享受公共服務，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權利。現在開始增多的勞資矛盾以及農民工維權的呼聲和事件，與此不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