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兩會中最熱門的詞匯，無疑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通過媒體的熱炒，眾多專家的解讀，似乎給人一種感覺，只要政府開始重視，轉變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將在不久后就可以成功實現。

但在筆者看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口號在中國大地上已經喊了很多年。即使如此重視，但殘酷的擺在大家面前的一系列數字卻是：中國現在每百萬美元G D P所消耗的能源數量是美國的3倍、德國的5倍、日本的近6倍，中國現在經濟增長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

同樣，去年中國的投資率上升到46.8%，最終消費率降到了48.6%，投資率上升到改革以來最高水平，消費率下降到改革以來最低水平。投資和消費的比例跟轉變發展方式的要求相比，卻倒退到歷史峰值。

在筆者看來，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直難以達到預期目標，主要原因既有包含發展慣性和“路徑依賴”等多方面因素，更有中國體制性的原因。在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基本途徑上：觀念轉變、技術進步、深化改革是目前的共識，但這些共識最終的落腳點都還是集中在體制上。

以技術進步為例，中國這些年在技術上的進展速度遠遠跟不上G D P的增長速度。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科技界的官本位現象。中國最高水平的科技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2009年特等獎和一等獎的第一獲獎者，絕大部分都是單位領導。從這種領導能夠在百忙之中，還能研究出中國最高水平科技成就來看，就不難理解中國科技水平不能大幅進步的原因了。這種科技界的官本位就源自于現在中國的體制。技術不能進步，再談經濟方式轉變就是空話了。

再比如，由于體制原因，地方政府必然會將政績做給中央看，“面子”工程往往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一選擇。這就直接導致了地方政府過于依賴投資而拉動經濟的短期行為，唯G D P之上的政績觀更是比比皆是。也很容易讓地方政府忽視民生，沒有多少動力去增加老百姓口袋里面的錢，從而拉動消費改善經濟結構。

可以說，政府集改革對象和改革推動者兩種角色于一身，當發展經濟方式的體制性改革改到政府自己頭上，需要政府弱化資源配置權，放棄更多對微觀經濟的干預的時候，來源于政府內部中有形或者無形的巨大阻力就會油然而生，直接站出來頑強的阻撓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轉變。所以，如果不對體制進行改革，也許又一個幾十年過去，還會發現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仍停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