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溝通”惡果

管理缺位。管理是一個信息收集、處理、傳播和反饋的過程。溝通越暢通，信息就越多越準，管理就越到位越有成效。“偽溝通”聽到的信息是假的，了解的情況是虛的，對客觀事實掌握不夠，研究不透，決策失誤、管理失敗就在所難免。而且“偽溝通”不聽取他人合理建議，不尊重他人首創精神，背離以人為本原則，必然傷害他人感情，引起他人反感，調動不了他人的積極性、創造性，從而降低干部威信，影響整體合力，弱化管理效能。

人格錯位。“偽溝通”誘人講假話廢話，逼人講套話空話，講口是心非的話，講言不由衷的話。在“偽溝通”情境下，人人戴著假面具，誰也不敢掏心窩，講實話吐真情。長此以往，必將導致個人人格扭曲，人際關系詭異，給國家和人民的事業造成損失甚至災難。

制度虛位。“偽溝通”從確定議題、專家論證到民主討論、形成決議，程序一個都不少；但在溝通過程中卻有這樣那樣的限制，參與者不能自由選擇，不能暢所欲言。這種溝通，德國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稱之為“有系統地扭曲的溝通”。他解釋說：這種溝通病態可視為“取向于了解的行動”與“取向于成功的行動”二者混淆的結果。在潛藏的策略性行動中，至少有一方的行動系取向于成功，卻讓另一方以為溝通行為的所有預設都已成立。這就是操縱。“偽溝通”名義上是聽取大家意見，尊重群眾公論，但集中起來還是“個別領導”的意見，還是個人說了算，制度、程序成了遮羞布甚至保護傘。

責任移位。一些領導干部之所以熱衷于“偽溝通”，說穿了就是打著“溝通”幌子，把“個人意見”變成了“集體研究”、“集體決定”。這樣，一來師出有名，而且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名號響，來頭大，“個人意見”因此擁有了不可置辯的權威意味；二來既然是“集體研究”，出了問題自然由集體承擔，而問責又往往法不責眾。換言之，“經過集體研究”的說辭進可攻、退可守，是回應質疑、躲避批評、推諉責任的擋箭牌。事實上，一些不作為、亂作為的領導干部也確實因此金蟬脫殼，逃脫了政治風險和法律制裁。

徹底鏟除“偽溝通”

完善民主保障機制。通過教育，培養黨員干部的權利義務觀念、黨內平等觀念、民主監督觀念，使廣大黨員干部敢于給領導指缺點，敢于向黨組織提看法，積極主動行使好民主權利，成為具有主體意識的人，成為具有溝通意識的人。進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實行無記名投票，對主要領導否定多數人意見做出的決定要予以記錄。進一步健全舉報保密、獎懲和補償機制，對侵犯民主權利、打擊報復者，嚴格按照黨紀國法嚴肅處理；對堅持原則、敢于同侵權行為作斗爭的，積極給予支持和保護，以充分保障民主權利，推動黨員干部講真話講心里話，保證溝通順暢、真實。

完善信息傳遞機制。現行的溝通體制與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緊密連在一起，信息在單通道傳遞及層層過濾中容易出現阻塞、失真，因而產生了“偽溝通”。要完善情況通報制度、情況反映制度和重大問題決策征求意見制度，從具體制度建設上健全信息快速傳遞的機制。借助信息網絡技術，建立多維度的傳媒網絡，充分發揮其反饋信息、表達民意的作用。扶持民間調查機構，委托其開展專題調查，為決策溝通作準備，從而在黨內形成多元化信息傳遞體制。

完善決策評價機制。對決策反復進行論證、評價，是溝通的重要步驟。要建立專家咨詢論證制度，對重大事項決策、重大工程項目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提交專家咨詢論證。鼓勵涉及各方利益的公共政策內部辯論、公開討論與聽證，增加新聞輿論對公共政策討論報道的透明度，擴大社會多元主體的參與度。建立多種方案比選制度，“兩刃相割，利鈍乃知；兩論相訂，是非乃見。”多種方案比選是溝通的基礎。沒有比較，就沒有溝通，就沒有鑒別。因此，重大決策應當請有不同背景的咨詢機構或專家參與咨詢論證，提出多個決策方案，使溝通建立在有所比較鑒別的基礎之上。

完善責任追究機制。每個領導干部都要反對“偽溝通”，做到“真溝通”，都要在自己負責的“一畝三分地”里培育“真溝通”的市場，在溝通中扮演好真正屬于自己的角色，擔當起相應的責任。建立責任追究制，對不愿與群眾溝通或忽視與群眾溝通，不能準確把握群眾要求，不能準確反映群眾情況，甚至弄虛作假、瞞報浮報群眾有關情況的，要給予相應的責任追究。